有些机制阻挡了技术变革的步伐，从而同样有可能抑制利润率的下降。为了淡化竞争、淡化创新的冲动，庞大而有力的组织有一大堆办法收购、专利法等等。巨大的相对过剩人口可能会激起向劳动密集型的工艺回归的运动—例如血汗工厂[柯佩尔（Koeppel），1978]——特别是在机器变得比它们要取代的劳动力更加昂贵的情况下。一些批判者将这个论点推得更远了。他们说，对技术而言没有什么是不可逆转的，而且只要从劳动密集型的工艺调换到或重新调换到密集地使用固定资本的工艺，就可以轻易地使利润率稳定下来【霍华德（Howard）与金（King)，1975，第207—210页]。范帕赖斯（van Parijs）（1980）则用置盐（Okishio）（1961）的一个证明显示了只要劳工的物质生活水平保持不变，资本家在竞争中选择的工艺就必定会降低所有商品的单位价值（包括劳动力的单位价值)，并提高他们自己的临时利润率和社会利润率，不论资本的价值构成有什么变化。只有在垄断时、在劳工的生活水平上升时，或者由于固定资本的流通所带来的障碍，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的这个强有力的版本才会失效。
通过竞争来进行的创新未必会产生马克思所预言的特殊后果。然而，它仍然有可能作为导致不均衡和危机的根深蒂固的力量来起作用。假如实际工资保持不变，就像置盐（Okishio）所假定的那样，那么可变资本在总产出中的份额就会减少，并由此引发生产、分配与实现之间的不平衡，除非对生产资料和奢侈品的需求出现补偿性的加速增长。一个经济体倘若固守这样一条轨迹，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处于“疯癫的”状况：用机器来生产越来越多的机器，或者依赖于两个主要的社会阶级之间愈发悬殊的财富差距。此外，工艺的调换尽管是一种现实的可能性，却更有可能是一种在危机的进程中强行推进的调整，而不是某种在事件的正常进程中完成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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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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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大公司与小公司在劳动关系方面有何种差别以及这一点对于劳动生产率可能意味着什么，布洛维（1979）做了一些有趣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