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情况下，过度投机的可能性是十分巨大的。虚拟价值（信用货币）是作为资本被投入流通的，而且转变成了虚拟的资本形式。因此，“银行家资本的最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是由债权（汇票），国债券（它代表过去的资本）和股票（对未来收益的支取凭证）构成的”7（《资本论》第3卷，第469页)。为了讲述“颠倒现象”会如何在信用体系的银行部门中“达到完成的地步”，马克思花费了许多篇幅来愉快地详细讲述事例。对货币品质的严重威胁是很明显的。
正如我们在前面第1节看到的那样，对这种威胁的回应是创造一种机构的等级制，并明确地将保护货币的品质作为目的。在任何一个国家，中央银行一般都位于这个等级制的顶端（我们暂且撇开了这个问题的国际性方面）。中央银行若要成功地完成自己的任务，就必须防止虚拟价值离开实际的商品价值太远。它不能把严格的同一性施加到这两者身上—即使我们假定它有这样做的力量—因为那会阻拦自由货币资本的生产，而这种生产可以强行推动新的积累形式。它也不能放任信用货币肆无忌惮地创造。于是，就连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承认，中央银行的业务是一门“技艺”可是他们不承认这是一门“科学”[见尼汉斯（Niehans)，1978，第12章]。
然而结果是：“中央银行是信用制度的枢纽”，而“金属准备又是银行的枢纽”。80（《资本论》第3卷，第572页）尽管“金属准备”一词隐含了来自货币商品的直接约束，但若剥掉这种约束，上述结果就意味着中央银行必须调节信用的流动，以求维护货币的品质。于是，在两种需要之间—其一是通过创造信用来维持资本积累，其二是维护货币的品质就存在张力。倘若前者受到了妨碍，我们的结局就是商品的过度积累和特定的价值丧失。倘若任由货币的品质每况愈下，我们就会面临由慢性的通货膨胀所带来的普遍化的价值丧失。现代的两难就这样整齐地呈现出来了。
第9章一货币信用和金融
4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