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必要进一步阐明信用体系所具备的潜在的巨大力量。首先，让我们考察一下生产与消费的关系（见第3章和第6章）。信用的恰当配置可以确保两者在数量上的平衡。购买与出售之间的缺口—马克思对萨伊法则的拒斥就是以此为基础的可以得到弥合，生产与消费也可以达到和谐，以便确保平衡的资本积累。例如在今天，住房建设信用流量的任何增加倘若脱离了地产抵押融资的流量的同步增加—后者为购买住房提供了方便—就会无济于事。信用可以被用来同时加快生产和消费。通过信用体系内部看似简单的调整，固定资本的流动与流动资本的流动也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得到协调。资本实现过程中的一切联系都可以服从信用体系的控制，只有一个例外。这唯一的例外具有最高的重要性。尽管在信用的辅助下，人们可以购入投入品、卖出产出品，但这不能代替通过使用价值的具体生产来进行的对自然的实际转化。如果后者要服从总的阶级控制，金融家与产业家就必须合为一体（列宁和希法亭后来都提到了这个观点)。
其次，让我们考察一些“对抗性的”分配关系，它们在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面前充当了一道障碍—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应该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工资、租金、利息、税收和企业利润的分配份额难道不能通过信用体系来改变吗？由信用助长的通货膨胀肯定可以削减工资，工人的储蓄也同样可以通过信用体系被发动为资本，到了危机期间可能又会丧失价值（《资本论》第3卷，第508页）。此外还有诸多“次级的剥削形式”——例如地产抵押和消费信贷—借此可以改变工人的实际收入（第609页）。进一步讲，就任何种类的未来收益而言，它们的所有权凭证的购买和出售都会把分配的其他方面（即对租金、税收和企业利润的占有）整合到货币资本流通的一般体系当中。信用体系还为资本集中提供了方便，并让资本得以挣脱家庭商号的枷锁，使其作为公司资本来运行；于是，资本家阶级内部的分配安排就可以发生转变，资本集中与分散的程度（见第5章）也可以得到管理。如果说有一套完美的分配安排可以确保平衡的资本积累，银行和信用就为趋近这样一个均衡点提供了潜在的手段。
资本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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