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第三道障碍会阻碍信用体系作为资本积累的微调装置来运行：这道障碍的出现是因为货币资本不会特地分辨自己来自哪里，或者流向何处。例如，一切社会阶级的储蓄都归并到了一起，因而每个人都承担了储蓄者的角色，不论他有何种社会地位。工人的储蓄与货币资本家的储蓄相互融合，往往变得无从区分。信用体系所汇集的货币权力具有一种宽泛得不同寻常的社会基础。社会中的任何阶级对储蓄的偏好一旦发生任何变化，都有可能改变金融家与其他阶级之间、特别是与产业资本家之间的权力平衡。
货币资本同样不会分辨自己的用途，因为它的流动一般是为了占有无论什么类型的收益。尽管这让生息资本的流通得以将政府债务、消费者债务、生产者债务、对股票的投机、商品期货和地租整合起来，甚至也许还能对它们加以规训，却没有办法防止为了占有收益而进行的投机性投资走向彻底的失控。更糟糕的是，债权的积累可能会表现为货币资本的积累，而且债权即使在实际生产中可能并无基础，也可以继续流通。例如，即使对完全没有生产力的土地的所有权证书进行投机，也有可能助长虚拟的积累过程，只要这些所有权证书可以在别的出售和购买中被用作抵押就行。19世纪30年代的美国出现了一个触目惊心的例子：个人和银行所持有的土地所有权证书实际上充当了货币但由于杰克逊总统坚持要求所有对联邦土地的购买都必须用金币来支付，这种纸面的兴旺就戛然而止了。因此经常会出现一种情况：“一切资本好像都会增加一倍，有时甚至增加两倍，因为有各种方式使同一资本，甚至同一债权在各种不同的人手里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出现。”5（《资本论》第3卷，第470页）
第10章一金融资本及其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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