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体系一开始表现为一种理智的手法，表达了资本家阶级的集体利益；它表现为一种手段，可以克服“对生产的内在的束缚和限制”，从而可以将资本主义的“物质基础”提升到新的、更加完善的水平—但它终于变成了“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6。虚拟资本“颠倒错乱的形式”走上了前台，让“颠倒现象”得以在信用体系内部“达到完成的地步”。信用体系最初仿佛巧妙地解决了资本主义的矛盾，却转而变成了一个有待克服的问题之所在。
马克思总结说：信用体系使得“生产规模惊人地扩大了……企业出现了”，使得个别资本家被“社会”的、“联合”的资本形式（股份公司、有限公司等等）取代了，使得管理权与所有权分离了，使得引起国家干涉的垄断被创造出来了，还使得“新的金融贵族”兴起了。由此，它“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并建立了世界市场。但它也加速了危机的形成，并把资本主义“解体的各要素”带到了前台。马克思把这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自行扬弃的矛盾”7（《资本论》第3卷，第438—441页)。
马克思并没有对这些观点做很多阐发，但是历史做到了这一点，许多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注释者也做到了这一点。所以，我们必须考察人们为了使马克思的观点适合于20世纪金融运作的现实而对它们进行了怎样的解释、充实和改造。然而，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应该记住，马克思并没有在任何地方充分解释“一个自行扬弃的矛盾”这个措辞到底指的是什么，尽管它十分高调，非常抽象，还有些难以捉摸。因此，我们的目标是对这个措辞提出一种解释，并观察它是否能较好地反映在资本主义之下使用信用的两难。
资本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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