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完全卷入了生息资本的流通过程。我们不能以为国家的这个方面—这只是一个方面——在资本面前拥有哪怕是相对的自主，因为它必然是按照资本运动本身的形象来构造的。国家机器在这个方面的行政人员要管理生息资本的流通，他们的职能则是“资产阶级的执行委员会”，不论他们在政治上效忠于谁。由此，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与同样参与了生息资本流通的货币资本家、产业家和金融家之间就建立了一种必然的统一。外在地看，国家的一个部门看上去仿佛直接变成了产业利益和金融利益的同谋。对金融资本的一种新的界定走上了前台：全部三种利益在这种界定中得到了统一。①
这种统一包含了一个矛盾，也包含了转化的可能性。马克思认为，信用体系会“引起国家的干涉”4，同时也会使资本社会化，并把对社会劳动的控制集中起来。社会化的资本这是由国家的调节和控制所带来的—是资本主义在成长时无可避免的产物。因此，信用体系构成了“转到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47（《资本论》第3卷，第438—441页）。
我们的注意力立刻聚集到了生息资本的总流通这个统一体内部的对抗上面。中央银行毕竟负有一项艰巨的任务，即规训行为不当的产业家和银行家，并对他们进行惩罚，因为他们处在一场积累资本并争夺积累的利益的竞赛中，从而无可避免地会有过分的行为。国家机器必定要行使规训的权力，因而它与资本的其他所有派系之间经常会爆发公开的冲突，尤其是在危机期间。即使政治权力在一些国家明显落在了资产阶级手中，这种冲突也会存在。对资本加以调节和控制的能力尽管是对整个资本家阶级有利的，却必然位于国家机器内部。于是，工人阶级的运动看起来仿佛也可以支配资本，只要它能获得对国家机器内部的战略中心的控制权。但是事情的反面随后立刻就变得明显了。由于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是资本本身的纯粹反映，所以就连社会主义的政府（正如许多人在付出代价之后发现的那样）也只能力求更加有效地管理生息资本充满矛盾的流动而已。诚然，对制度结构以及流动的方向和数量进行各种调整可以为工人带来利益。但这些再分配是有限度的：它们严格地受制于在生息资本的流通中同样处于主导地位的必要统一。国家若要脱离与资本同谋的立场，就只有彻底废除这种流通形式才行。若非如此，阶级斗争就会内化到国家当中，因为国家负有双重责任：一边服务于生息资本的流动，一边争取满足工人的需要。
第10章一金融资本及其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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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希法亭实际上倾向于把国家包含到他关于金融资本的理论当中，因为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的统一是在民族国家中完成的。这样一种表述会带来问题，因为国际金融就其组织形式而言有时是基于国家的，有时又是超国家的。金融与国家的联系显然具有非常复杂的本质见德布伦霍夫（1978）和霍洛韦（Holloway）与皮乔托(Picciotto)(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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