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金融资本与国家的关系所具有的神秘性质变得无比清晰了。尽管国家机器构成了生息资本流通的战略控制中心的内核，但这种流通同时又是自由的，从而可以按照自己的目的来规训单独的民族国家。国家在与资本流通的关系中既是受到控制的一方，又是进行控制的一方。①至于哪种力量具有支配地位，那取决于形势。但在这里，正如在其他地方一样，不均衡必须被看作在一个变动的均衡点附近无休止的振荡——这个均衡点是由相互抗衡的力量所决定的。这种均衡是国家权力与金融资本的关系的一种格局，这种格局可以将资本主义体系的演化保持在动荡不安的道路上。倘若未能维持这种均衡—它所面对的是无休止地扰乱它强大得无法置信的力量——资本主义体系就必定会被推入全球危机，而这必然会引起资本主义国家用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强权来相互竞争。战争表现为一种解决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手段（见后面第438一445 页)。
不幸的是，这里提出的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超出了与我的分析相邻的范围：我想要谈论的是另一个核心观点，即金融资本（不论怎样设想）与国家的关系是建立在统一体内部的矛盾之上的。任何对国家的分析和对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的分析都必须理解这些矛盾的本质和起源，并把这种理解放在自己的关注的正中心。
资本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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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布哈林（1972a）的研究《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Imperialism and theWorld Economy）50大量谈论了这个观点，值得仔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