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由于土地可以供所有人使用—而不只是供生产者使用—所以我们必须从包括消费活动在内的一切形式的人类活动的立场来考察“更加有利的”区位具有哪些影响。当我们离开严格的商品生产领域时，各种各样的社会形势和偶然情况可能就会登场。毕竟，资产阶级的消费偏好并不是完全可以预测的，塑造它们的是多变的口味、时尚的奇想、威望的观念等等。然而，只要我们能很快说明土地对劳动力商品所产生的影响，这种表面上的不连贯就可以稍许减弱。按照马克思关于运输成本的一般规则，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从而劳动力的价值对于上下班的成本十分敏感。倘若全体工人所获得的工资率是均等的，居住在“有利区位”的人与住得更远的人相比就拥有相对优势。若要确保住得最远的工人可以进行再生产，并按照这种需要来设定工资的水平（这在劳工稀缺的状况下有时可能会发生)，那么其他所有工人就会获得比价值略高的工资。由此可见，持有土地的人可以将这种超额工资转变成地租，丝毫不会干扰劳动力的价值。我们有必要把这类情况与盘剥性的租金和其他次级的剥削形式—土地所有者会以这些形式对占据他们土地的劳动者实行剥削—区别开来。在后一种情况下，从劳动力的价值中扣除的部分当然加进了地租，正如在某些情况下，强大的土地利益集团也会以完全相同的方式把资本家的利润作为代价来赚取超额租金。
劳动力的例子表明，我们至少在原则上可以研究资本主义当中的众多不同的活动中的每一种，设法探索每一种活动的合理基础和在区位方面引导它们的原则，并由此为不同类别的活动中的租金报酬建立基础。有些活动如批发、零售以及货币和金融的职能，比另一些活动例如行政的、宗教的、“意识形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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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租金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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