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和肥力的互相矛盾的影响和位置因素的可变性（位置因素会不断被抵消，会发生不断的、累进的、起抵消作用的变化)，会交替地使同样的、较好的或较坏的土地同旧的耕地发生新的竞争。34（《资本论》第3卷，第769页）。
但是反过来，一大片肥沃的土壤可以对坐落在附近的较差的土壤产生“相邻”效应或“溢出”效应：“如果有一块较坏土地处于较好土地的包围之中，那么这些较好土地就会使这块较坏土地同那些比较肥沃但不是和已耕地或可耕地连在一起的土地相比在位置上处于更有利的地位。”3（《资本论》第3卷，第669页）
不同的活动对于区位还会展现出不同程度的敏感，对于特殊场所的其他质的属性却不是这样。一般而言，农业对于肥力和区位是同等敏感的，而工厂、住房、商店等等主要对于区位十分敏感。但是领地的性质排水、坡度、朝向、健康程度等等——对于后者的选址并不是无关紧要的，而某些种类的工业化的农业几乎完全不依赖于它们所占据的土地的自然生产率。马克思评论道：“农业越是发达，它的一切要素也就越是作为商品”从外面“加入农业”，而这意味着它可以进一步从土壤的特定性质中解放出来36（《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第54 页)。
不同的活动会为了使用空间而相互竞争。马克思明确地撇开了这种过程（《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第270页），尽管他略显不明智地说出了一点轻率的意见（而且或多或少是离题的)：所有非农业土地的租金都是“由真正的农业地租调节的”37（《资本论》第3卷，第773页）。他本来应该认为租金是同时由许多相互竞争的活动来决定的。这种概念背后的观点是：土地所有者并不关心他们所收取的租金是从劳工的工资里扣除的，是从资本的超额利润乃至平均利润中扣除的，还是从其他任何收益形式中扣除的。马克思本人确实完全明白，“贫穷对于房租，是一个比波托西银矿对于西班牙更为富饶的源泉”；他也尖锐地指责了土地所有权的“巨大的权力”如何“可以把……工人从他们的容身之所即地球上实际排除出去 38(《资本论》第3卷，第773页)。
的方式混杂在一起，它们有时会相互强化，有时则会相互抵消。人们也许会抛弃肥沃的，可是地段不佳的土地；偏爱不那么肥沃的，可是位置更加有利的土地：
第11章－租金理论
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