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资本投资如何改变了空间关系和特殊场所的土地的性质，就会遇到更加严重的困难。资本在这里拥有一定的选择范围。货币可以被用来改善交通，从而把更加肥沃的土地开放出来以供开发；或者它可以被用来改良已经得到耕种的劣质土地。因为前一种策略处理的是空间的相对性，所以它很可能是对许多土地所有者有利的，而后一种策略局限于个别所有者，具有更强的排他性。即使我们把这样一种差别所导致的明显的社会问题抛在一边，对使用价值的两个方面进行投资所产生的复杂的相互作用也仍然有待研究—它们有时会相互强化，有时则会相互抵消。马克思假如稍微花一点工夫来详细研究这一点，就会对租金的某些方面有所觉察一他的分析现在遗漏了这些方面。
马克思事实上绕过了所有这些困难，因为他排除了区位的问题，仅仅专注于肥力的差异，仿佛只有这些差异才会影响农业。这种简化让他得以推导出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农业商品的生产价格通常是由最差的土壤上的生产成本加上平均利润率来规定的。这极大地偏离了价格在工业中的决定过程一在那里处于主导地位的是社会平均水平。这种偏离是可以得到辩护的，理由有两条。第一，生产率“基于自然的”差异不能像在工业中一样通过技术变革来消除（超额利润对于有福之人—他们拥有比较肥沃的土壤—是永久固定的)。第二，农业生产的扩大要求把较为劣质的土地吸收到耕地当中，还要求只在更有利润的情况下才对优质土壤上的生产进行强化。无论在哪种情况下，最差的土壤都必须始终实现平均利润率，否则就无法继续得到耕种。这正是马克思迫不及待地想要确立的原则。它为他的大部分租金理论打下了基础。
资本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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