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马克思转而花费了巨大的精力来探寻土地所有权在俄国的历史。他对一种可能性十分入迷：俄国的农村公社也许为“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土地“占有形式”提供了基础，而不用“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54。在他看来，这种过渡能否发生取决于是否预先消除了一些“破坏性影响”主要来自货币资本和商人资本在正常情况下，它们会从四面八方袭击这些公社的占有形式。在普遍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下，公社的传统占有形式的确有可能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书信选辑》，第340页)。
但即使就西方而言，马克思也必须承认，有大量历史上的差异把不同民族的乃至不同区域的经验区别开来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结为一些残留的特征，它们是“自中世纪的自然经济以来………一直沿袭到现代”“的，但也可以归结为资本主义关系在历史环境中的不平均渗透，而这些环境“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彩色差异”，需要加以仔细的经验研究57（《资本论》第3卷，第787—793页）。土地所有权在资本主义之下的实际历史是一桩既充满混乱又使人混乱的事务。我们很难在这段历史中找出一种关于土地所有权必然向资本主义形式转化的逻辑。
这些混乱仍然与我们相伴。如果前资本主义的要素在社会中有强大的根基，因而土地所有权可以施加强大而独立的影响，农村的寡头与工业资产阶级之间的联盟也依然占据上风，那么上述混乱就会成为重大论战的焦点。在这些社会中，雷伊的论点仍然是完全成立的，因为它指出，世界许多地区与土地相关的关系在使自己适应纯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命令时都
资本的限度
5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