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要点是：绝对租金既取决于地主是否有权力针对利润率的平均化来制造一道障碍，又取决于农业中较低的资本价值构成是否能延续。倘若价值构成变得等于或高于社会平均水平了，绝对租金就会消失（《资本论》第3卷，第765页；《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第244、393页)。那么，土地所有权给投资的自由流动造成的障碍在何种程度上阻拦了农业的改进，从而确保了绝对租金的延续所需的基础？马克思只在一个地方略微提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第112页)，而且这似乎不是他的主要观点。的确，土地上时代错乱的社会结构—例如农民的小土地所有制—是与农业生产力的滞后相关联的，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将绝对租金与这些结构的延续拴在一起。他反倒是联系到大规模的土地所有制—它是向资本主义农业开放的——来考察绝对租金的。农业中较低的资本价值构成可以更多地归因于这个部门在技术和科学上的滞后，而不是其他任何原因。一旦农业追赶上来—它在某个时刻必须这样做——绝对租金就消失了，土地所有者就只能收取垄断租金，如果有可能的话。①
第11章一租金理论
① 雷伊（1973）将马克思的绝对租金理论描述为一场“惨败”；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因为马克思就一些终究只是细枝末节的东西提出了许多细致的理论。但是雷伊倾向于从这样一场“惨败”出发来斥责马克思的全部租金理论，而这是严重错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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