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的 限度
导致市场价格的下降和DR-1的减少—甚至在投资会造成回报递减的状况下也是如此因为最差的土壤上的生产彻底停止了（市场价格的调节器由此变成了较好的土壤）。
这一切有两个直接后果。第一，正如法恩（1979，第254页）所说的那样，“我们不能假定DR-1与DR-2的相互作用仅仅是一种相加”。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了这两种租金形式实际上是如何“同时互为界限”的。但出于同样的原因，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也都不再可能把这两种租金形式分离开来了，不再可能区分资本的流动所带来的结果与肥力的自然差别所带来的“永久的”结果。对租金的占有所需的真正基础变得隐晦了。最终，土地所有者占有了级差租金，却不知道它的起源。但是土地所有者占有它的确切方式对市场价格和资本积累确实是有影响的。正是在这里，马克思的论述尤为有趣的第二个后果变得明显了。
让我们考察一种情况：生产率递减的追加资本被应用到了最差的土壤上面。“是生产价格平均化为平均价格，还是第二次投资的个别生产价格…变成起调节作用的价格”？这完全取决于“土地所有者”是否能“赢得时间，把在需求满足以前……所得到的超额利润作为地租固定下来”他是按照第二次投资所决定的价格来获取超额利润的”（《资本论》第3卷，第744页)。土地所有权的干预在这里影响了市场价值，而且土地所有者在资本积累面前的中立姿态也削弱了。
让我们反过来考察另一种情况：生产率递减乃至生产率为负的追加资本来到了优质的土壤上，而市场价值始终保持在由最差的土壤上的生产条件所规定的水平。由于没有占有租金，所以“直到最好土地的每夸特的个别平均价格和一般生产价格变得相等……以前，还可以……使用生产率不足的、甚至生产率越来越不足的追加资本”，从而消除了优质土壤上的超额利润和级差租金。然而，“在土地所有权规律的支配下……追加资本尚能按一般生产价格来进行生产的情况形成一个界限。超过这个界限，同一土地上的追加投资就必须停止……这样一来，在生产率不足的场合下，个别平均价格的平均化就遇到阻碍”74（《资本论》第3卷，第735页)。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土地所有权的干预和对租金的占有似乎就资本积累而言产生了有利的结果。它们妨碍了资本沿着原本不生产剩余价值的渠道（尽管并非不生产利润）来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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