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向资本征税而得来的价值会在流动中为社会基础设施提供支持，从而会以有效需求的形式—对资本家所生产的商品的有效需求—回归资本。资本在这里并没有损失。于是，被雇用的人表现为纯粹的“消费阶级”，因而间或可以起到与比例失调等问题相抗衡的作用（见第3章）。但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来说，价值在社会基础设施中的流通所吸收的时间是失去的时间。总的资本周转时间会由于这个流通领域的扩大而延长，而这有损于价值的扩大。不仅如此，各种各样的地理再分配也都是可能的。对在一个地点生产的剩余价值所征的“税”可以在世界的另一边作为有效需求重新出现这对于罗马的天主教会之类的组织是成立的，就像它对于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可以成立一样。即使本地并没有剩余价值生产的基础，消费中心也有可能出现。这些中心的主流人口是“消费阶级”，识别它们的主要方式也逐渐变成了意识形态的、行政的、研究的和其他社会基础设施的职能。至于这些通过社会基础设施来进行的对价值流动的地理再分配是由哪些原则支配的，却很难予以确立。除了周转时间的一般限制之外(周转时间本身也是可塑的，因为地理上的迁移变得更加容易了)，地理再分配在最坏的情况下似乎是任意的和偶然的，在最好的情况下则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派系之间权力斗争的产物(这些派系也包括“消费阶级”，它们有自己的特定利益)，其中一些资产阶级也许还会以城市、区域或民族国家的名义在地理上界定自己。我们将在下一章回到这个问题。
价值在社会基础设施中的流通也有可能对剩余价值的生产造成直接和间接的影响。流入社会基础设施的价值所具有的“生产率”的概念尽管很难精确地讲清楚，却绝不是多余的（我们立刻就能想到，它与对物质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是平行的)。剩余价值生产的社会条件的改善可能会产生重要的长期影响。劳动力的质和量可以通过医保和教育来改善，也可以通过大量无形的手段来改善—它们会影响纪律、职业道德、对权威的尊重、自觉性等等；这些改善可能会给剩余价值的生产带来有益的影响。倘若工人看来是难以驯服的、无法无天的，那么为什么不从报刊或布道坛上对他们进行说教，或者运用道德制裁、法律权力或镇压权力来恐吓他们？因此，流入社会基础设施的一些价值可以被看作为了强化剩余价值生产的社会条件而设计的投资。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流入行政和监管部门的价值，只要它们有助于维持资本的周转过程在加速时的安全和平稳。我们可以再引用另一个事例：为科学和技术的研究提供支持的价值流动也可以作为一种物质力量（新技术）直接回到生产领域。无可否认，社会基础设施这个“环节”在资本流通的总过程中具有巨大的意义。
资本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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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总过程的一个环节。我们现在必须联系到整个过程来探索这个环节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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