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将我们更为直接地引向了整个问题的地理方面。社会基础设施不平均的地理发展归根到底是通过资本流通才被再生产出来的。资本会生产并再生产自己的社会环境和物理环境，尽管这要经过各式各样巧妙的中介和转化。就连仍旧存在的前资本主义的要素最终也必须通过剩余价值的生产才能被再生产出来。然而，由此演化出来的社会地理不会单纯像镜子一样反映资本的需要，而是矛盾的所在之处，这些矛盾十分强大，可能会带来扰乱。在一个历史时刻按照资本的要求来塑造的社会地理未必符合后来的要求。由于这种地理很难改变，往往是高额的长期投资的焦点，所以它会变成有待克服的障碍。新的社会地理必须被生产出来，而这往往给资本带来了巨大的成本，通常还与人类的不少苦难相伴随。出于这个原因，社会基础设施在地理上周期性的结构转换通常是与危机的进程相伴随的。于是，体现在社会基础设施中的资本所遭受的指定地点的价值丧失—更不用说对传统的生活方式的毁灭和对建立在社会制度和人文制度周围的一切形式的地方主义的毁灭了—成了危机在资本主义之下的形成过程和解决过程的核心要素之一。①
资本的限度
618
① 20 世纪 70年代的一场创伤——纽约市的“财政危机”——是一个恰到好处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