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社会基础设施的诸多方面或它们为资本积累带来的优势本身在地理上是机动的，所以我们还必须修改这幅总体图景。例如，由于先前提到的那种价值转移，研究和开发的职能就可以放置在远离生产的地点。许多这样的职能倘若聚合起来，就可以带来优势，还可以使资本家有机会获得所需要的高度熟练的劳动力；因而这些职能往往会被拉到一起，形成少数主要的中心，而全新的产品线又会在它们的养育下得以启动帕罗奥图（Palo Alto）周围的硅片产业3恰好是一个最近的例子。对社会基础设施的这种投资所带来的“产品”也是可以迁移的。知识和高度熟练的劳动——两者都需要巨大的花费才能获得——在地理上是机动的，因而“技术转移”和“人才流失”（braindrain）在地理再分配的总过程中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纵横交错的迁移实在太过复杂，不会轻易地服从理论分析。这些迁移对不同的产业—其中的劳动过程是不同的所具有的意义也有巨大的差别。然而，对空间格局在资本主义之下的演化所做的任何考察都必须承认它们的重要性。
我们迫切需要特别注意一个压倒性的特征。国家为流入社会基础设施的价值提供了一条最为重要的渠道。这正是税收的意义：国家可以对税收这种收益形式加以配置，以便维护和加强社会基础设施。由于国债是对社会基础设施进行投资的手段，所以资本市场和利率就要发挥协调和监督的力量。国家的参与之所以会出现，一部分原因在于个别资本家无法合理地做到一些事情，为此必须找出一些集体的手段，另一部分原因在于阶级斗争需要国家机器的调解，否则在社会较为敏感的地区就根本无法进行任何种类的投资了。一旦人们认识到，这些投资有可能既是生产性的（因为它们可以改善创造剩余价值的社会条件），又有稳定的作用（因为它们可以在较长的时期内管理有效需求)，那么这种参与就会采取一种新的形态。于是，国家的财政政策就成了资产阶级用来管理积累过程的全套武器中一件至关重要的工具（以这种方式来使用军事开支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些管理行为的界限如今已经不言而喻了(又见第10章）。
404
第12章一空间格局的生产资本和劳动在地理上的机动性
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