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分析了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的差别，由此打破了同义反复。一切劳动都是具体的，因为它关系到自然界的物质转化。但是市场交换倾向于抹掉个体的差别，包括生产条件的差别和从事劳动的人的差别。假如我按照商品实际包含的劳动时间来付钱，那么劳动者越是懒惰，我应该付的钱就越多。但是一般而言，我支付的是现行的市场价格。实际发生的事情是：商品在交换中获得的可通约性使得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具有了同样的可通约性。如果制作一双鞋平均要花费一天，体现在一双鞋中的抽象劳动就是一天，不论个别劳动者花费了两个小时还是五十个小时。因此，抽象劳动被界定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30（《资本论》第1卷，第39页）。
马克思做这一切就是为了在李嘉图的理论中—这种理论把劳动时间作为价值标准—插入“社会必要”这个限定。这难以让马克思的版本强大到足以支撑随后的所有分析，而且看起来也不够深刻，没有理由认为它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打下了牢固的基础，从而也没有理由把它看作一个需要不惜一切代价来捍卫的命题。除非我们追问：“社会必要”究竟是什么意思？
对社会必要性的谈论应该让我们警醒。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他对资本主义的解剖都是从这里生发出来的。马克思到最后会向我们表明—他的话语充满了一种深切的关怀，即为资本主义之下的自由与必然划分边界—抽象的人类劳动是从看似无穷多样的具体劳动活动中提炼出来的，这种提炼只有在非常具体的生产关系当中才能最终完成。我们会发现，只有在一种特定的人类劳动—雇佣劳动—变得普遍之后，抽象劳动才能成为价值尺度。
资本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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