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马克思以来，对帝国主义的各种研究虽然大大促进了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却很难在马克思本人的理论框架中为各自的发现找到根据。于是，它们无法构造一种帝国主义理论，只能给出一大堆关于这个问题的陈述。①当它们终于直接植根于马克思的思想时，它们又倾向于仅仅诉诸某个方面——对国外市场的追求、剩余资本的输出、原始积累、不平均的地理发展或诸如此类的方面—而不是诉诸整个理论。在另一些情况下，它们则宣称要超出马克思，纠正他的疏漏和所谓的错误。许多这样的文献既是有力的，又是令人信服的。它们在贪得无厌的资本主义以人类进步的名义所实行的劫掠面前构成了令人动容的见证。它们也把握了人与人的相互作用所具有的巨大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因为世界上的民族是多样的，它们的历史、文化和生产方式是同等多样的，但它们在资本主义价值规律的旗帜下被打造成了一个尴尬的、压迫性的统一体。
在这些文献中处于支配地位的形象把剥削与“空间修复”的主题戏剧性地统一起来了。中心剥削外围，都市剥削偏远地区，第一世界压制并冷酷无情地剥削第三世界，不发达状况是从外部强加的，如此等等。阶级斗争被分解成了外围的社会形态与压迫的中心来源之间的斗争。乡村针对城市进行抗争，外围针对中心进行抗争，第三世界针对第一世界进行抗争。这种空间形象极为有力，因而甚至轻松地流回到了对资本主义核心地带的结构所做的解释当中。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区域性的不发达状况被看作一种连贯的剥削过程：处于统治地位的都市剥削了这些区域，而这种都市本身也要维持作为“内在的新殖民地”的贫民区。《资本论》的语言似乎被一种同样扣人心弦的形象—一个地方的人剥削另一个地方的人——所取代了。
第13章－资本主义空间经济中的危机帝国主义的辩证法
① 见巴勒特－布朗（Barratt-Brown)(1974)、肯普（Kemp)(1967）和阿明（Amin）（1980）所做的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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