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对阶级概念的这种形式化的、相当严谨的讨论却与一些更为丰富、更为混乱的含义并肩存在，后者来源于历史研究。因此，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当代注释者都喜欢区分两种阶级概念，一种关系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另一种关系到资本主义社会形态。①这个区分是有用的。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式化的分析试图阐明资本主义的严格逻辑，剥掉它身上的所有复杂特征。这里所用的概念仅仅预设了对于这项任务具有严格必要性的东西。但是社会形态—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建立的一个特定的社会——要复杂得多。在讨论实际的历史事件时，马克思就会使用更加宽泛的、数量更多的、更加灵活的阶级范畴。例如我们在《资本论》的历史学段落中发现，资本家阶级（capitalist class）被当成了社会中统治阶级的一个要素，而资产阶级（bourgoisie）指的又是另一种不同的东西。我们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也发现——这通常被看作马克思生动的历史分析的典范—为了分析法国在1848—1851年的事件，马克思讨论了流氓无产阶级、工业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分成产业家和金融家两个派系的资本家阶级、土地贵族以及农民阶级。这一切大大远离了《资本论》大多数篇幅从两个阶级出发所给出的简洁的分析。①
26
①“生产方式”这个术语到处散布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社会形态”则不然。这两个概念的区分在阿尔都塞(Althusser)(1969)、阿尔都塞与巴里巴尔(Balibar)(1970)、普兰查斯（Poulantzas)(1975)等人的著作中成了一个热门的辩题他们所属的传统被称作“阿尔都塞式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传统。随后的辩论从不必要的晦涩和艰难（阿尔都塞与巴里巴尔）走向了荒谬〔辛迪斯（Hindess）与赫斯特（Hirst)(1975)]并在辛迪斯与赫斯特的著作（1976）和卡特勒（Cutler）、辛迪斯、赫斯特与侯赛因（Hussain）的著作（1978）中达到了自行毁灭的最低谷；亦见哈里斯对后者的评论（1978)。奥尔曼（Ollman)(1971)、戈德利耶（Godelier）(1972)、瑟伯恩（Therborn)(1976)、拉克劳(Laclau)(1977)和最近的科恩(Cohen)(1978)等作者为这场辩论注入了一点理智，也带来了一些重要的见解。E.P. 汤普森（1978）被这场辩论很大一部分所具有的非历史的和愚昧的性质所激怒这也是有道理的并把它们全部撇在一边，认为它们都是糟糕的、高傲的理论胡说；但在这个过程中，安德森（Anderson)(1980)正确地指责他丢掉了金块，尽管安德森也承认金块外面是一大堆虚浮的糟粕。
马克思本人对“生产方式”这个术语有三种相当不同的用法。例如，他讲过“棉花的生产方式”，意思是指在生产一种特殊的使用价值时所使用的实际的方法和工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则经常是指劳动过程在资本主义阶级关系当中特有的形式(当然包括剩余价值的生产)，而这假定了商品是为了交换而生产的。这是马克思在整部《资本论》中使用这个概念的主要方式（例如第1卷，第510—511页）。这个概念抽象地表示了一组界定得较为狭窄的关系，这种狭窄性也是有理由的[后面第4章讨论了生产力（转化自然的能力）与社会关系（阶级关系）是如何在劳动过程中结合起来的，并由此界定了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但是马克思有时特别是在《大纲》等预备性的作品中—也以整体主义的方式、以做比较为目的来使用这个概念。于是，这个概念指的就是形形色色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关系，再加上制度的、司法的和行政的安排、政治组织与国家机器，意识形态，以及社会再生产（阶级再生产）的特殊形式。按照这条思路，我们就可以比较“资本主义的”“封建的”“亚细亚的”和其他的生产方式了。这种无所不包，却又高度抽象的概念在某种意义上是最有趣的，但也制造了最大的困难。大多数辩论都是由于这个术语的这种用法而爆发的。（转下页）
第1章商品价值与阶级关系
0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