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世界上为什么没有爆发革命的抗争，反抗资本主义的复兴、迅速增长的不平等和对分配公正的漠视？在印度等国，高度碎片化的、有时被推测为具有革命性的骚乱随处可见。在拉丁美洲，针对新自由主义的抗争转向了民粹主义，而不是更为直接的社会主义；查韦斯（Chávez）等领导人一次次挫败了由美国支持的军事政变，而智利的阿连德当初就是死于军事政变。法国的街头抗议使得政府取消了进一步使劳工市场新自由化的法律。一场关于全球公正的运动突然活跃起来，最盛大的场面出现在西雅图、日内瓦、魁北克市、曼谷和墨尔本的街头；这场运动最一贯的代表是世界社会论坛（World Social Forum）及其无数区域性的分支。许多人现在都相信“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但要说那个世界是什么模样，却极少有一致的意见；传统的社会主义理想现在是少数派，而通过市民社会的机构（带头的是非政府组织）来开展的社会运动则走进了一种前卫的立场，同时又坚持认为首要的组织形式必须是网络，而不是等级制。至于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有哪些，也没有任何普遍一致的意见。
一部分困难是意识形态造成的。人们广泛接受了个人主义可以带来的好处和自由市场据说可以给予的自由，还接受了个人对于自身福祉的责任；这些看法共同构成了一道森严的意识形态壁垒，使人们无法创造针锋相对的团结形式。这些意识形态指向的是以人权和志愿社团（例如非政府组织）为基础的反抗方式，而不是社会团结、政党和对国家权力的争夺。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都成了新自由主义者。但较为传统的反抗形式也很难开展，因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无常是难以置信的，个别国家在经济事务上的主权遭到了明显的削弱，而且由于有必要培养良好的商业气候来招徕投资，所以国家的行为被重新界定了。进一步讲，敌人及其所在的位置也越来越难以识别了。远方的事件—例如发生在中国或班加罗尔（如果你住在美国或英国)，或者发生在华盛顿（如果你住在上海、布宜诺斯艾利斯或约翰内斯堡）经常会在本地留下深远的后果。再者，一些地方（如台湾、巴伐利亚或班加罗尔）或一些行业（例如信息学）一度取得了成功衡量成功的尺度是强劲的资本积累乃至贫困的减少因而掩盖了一个事实：新自由化未能刺激总体的积累，更没有增进社会的总体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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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唯首出版社（Verso）版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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