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技术调节的群体，随着对他们的身份的塑造和意识，通过他们的选择和抗议，影响了技术设计。在这么做时，他们重申了最初的民主悖论：自治(self-rule)是一个纠缠的层次结构。正如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圣茹斯特(Saint-Just)在1791年指出的那样：“人民是顺从的君主和自由的主体。”①
自从民主悖论第一次出现之后的几个世纪以来，其范围已经从对诸如市民秩序、道路和防御等的基本关注，扩展到诸如移民和教育，以及现在的技术体系等所包括的社会议题。关于技术供给制的斗争开始于劳工运动。工人对工作的健康和安全的需求，就是对生产技术的公共干预。社会主义者概括了这些挑战，呼吁重视民主意识和工厂暴行之间的矛盾。这是技术政治的一个早期事例，当时，现代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单一的社会部门。后来，像食品安全和环境污染之类的议题，扩大到公众关注的范围内。今天，关于互联网上隐私和自由通信的争论延续了这个过程。
导论：技术与人类的有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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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Louis Antoine de Saint-Just, UEsprit de La Revolution (Paris: UGE, 1963) ,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