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工人阶级不再追求替代性的合理性，合理性就必须以哲学的表达来重新概念化。阿多诺写道：“曾经看似被遗忘的哲学却依然生存着，因为实现它的时机已被错过。”①在今天它也是一个实践问题。我们已敏锐地意识到十分有必要去回应对公众干预技术体系的保守批评。一种对合理性的独断概念，质疑公众干预是非理性的，而该独断概念完全认同科学技术规训。潜在于这种理性主义独断论中的是对事实与价值的物化对抗，它认为手段可在科学追求功效的基础上被合理地决定，而目的仅是主观偏好，即“意识形态”。因此，无知的公众试图去改变手段的尝试只能损害社会。
哲学家论证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区分在概念上是合法的，但这并不只是个概念问题。②它有一种社会基础，韦伯将这种社会基础称为“价值圈的分化”(the differentiation of value spheres)，分化描述了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家庭、宗教等在建制上的分离。所有社会都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分化，现代社会尤其如此。韦伯论证说，在分化中，理性的整体被分裂了。手段与目的各自对应于不同且无法调和的两种合理性形式，霍克海默分别称之为“主观的”和“客观的”合理性。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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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体系：理性的社会生活
① Adorno, Negative Dialectics, 3.
② Hilary Putnam, The Collapse of the Fact/Value Dichotomy and Other Essay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Press, 2004).
③ Max Horkheimer, Eclipse of Reas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