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活世界中，所有事实都与价值相关。其中有些价值具有道德内容：友谊、民主、健康、童年。与此类似，负面价值也会附属于一件简单事实之上，如供应水中的铅。功能性对象同时既是它们是什么也是它们为了什么。就像下一章要讨论的，功能性穿越于价值与事实分界线的两边。每个描述性范畴都携带着规定性的意涵，意味着一个可能的义务范围。只要给出这样的描述，我们就记录下相应的价值意涵。这个双重特征事实的和规范性的—运作于技术领域就像运作于生活的其他方面那样。规范性维度并不像我们从政治哲学家的研究中读到的那样，可以在理论的天堂中从技术体系和从日常经验中切除。
阿多诺曾得出悲观的结论，认为在资本主义后期经验会被商品化彻底腐蚀，而大众媒介也不再能够为任何替代性价值提供试金石。尽管有大量的证据支持经验的确被腐蚀了，但其结果并不是那么绝对。我们已有通过基于经验证据之上的民主干预而获得进步性变化的重要例子。阶级冲突持续存在，尽管其范围和强调有所减少，但远未获得解决。除此之外，还存在着很多种类的公众干预：计算机系统中的黑客行为，法律诉讼，听证和论坛—特别是围绕着环境问题，在科学实验与技术设计中也有非专家的公众参与。
尽管它们的规模和效果还相当有限，这些对技术合理体系的干涉扩大了公众范围并引导了技术发展。然而，它们被政治理论家系统性地忽略了。而在它们被注意到的地方，抵抗并没有被辩证地看待，而是从占主导的行动者单方面的视角来看。从这个视角看，合理性代表着对无知和无序的反抗。大众经常出错的事实并不比科学实验经常失败更加稀奇。更为重要的是那些成功的部分。
第五章 技术体系时代的理性和经验
195
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