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说明成功的理论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对设计和再设计的社会性说明，就像本书第一部分展示的那类说明那样；对公共争论参与者的一般性利益的说明；以及对形式化与非形式化的日常合理性之间对话的描述。
参与者的利益现在常常被重塑为吸收更多公众参与的正义性问题。我在前面几章中曾讨论过人行道斜坡的例子。所有技术体系的争论都经历了类似的轨迹：从利益到权力。关于合理性形式的对话改变为由对设计的政治抗争所引起的实践性对话。这种抗争并没有让技术体系坍缩为生活世界，或让生活世界坍缩为技术体系。这种抗争引发了超越合理性各类形式区分的调解过程。对技术体系合理性理论的研究最终会对专家知识与非专家知识之间互动的逻辑关系形成新的理解。
对于技术政治的一般性理解上的变化要求改变技术概念本身。技术不再能局限于狭隘的功能主义，仅被看成是装置与系统的无中介参与的运作。从批判建构主义的观点看，设计中社会性的角色十分关键。设计牵扯了对因果关系的理解，但它也牵扯了在未决定的各种因果选择中做出选择的社会意义。这两方面的组合决定了设计代码和特定特征，并为设计结果带来了特定的形式化偏向。
在前现代社会中，因果特征与意义在工艺传统中被无缝地组合在一起。在现代社会中，技术行业中物化过的形式化合理性与对技术的经验之间存在着论述层面上的局部分离，然而，在人造物和系统的物质实在中，它们相互渗透。技术体系的政治依赖如下事实，即技术圈子里的规范性特征要求某种技术心智的独立性。在公共争论中，规范性断言的形成常常是为了反对已有技术手段下做出的设计，以要求在相应的因果层面上予以修正。这种断言并是基于技术规训，而是基于对技术体系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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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体系：理性的社会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