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件。
然而，公共领域的辩论往往不从原则上的决定性判断出发，而始于具体的伤害或不公正的经验，并将其作为较大的问题的实例。①这种经验的概括和交流涉及另一种不同类型的判断。为了寻求对经验在公共领域作用的解释，汉娜·阿伦特运用了反思性判断的概念将政治辩论理论化。这背离了康德将此概念用于鉴赏力问题的初衷。美的判断以关于某个对象的经验为出发点，这些对象显现了一些关于世界的不确定的和非经验性的东西，但不能归入某个既存的概念。康德解释了美的判断特有的客观性，将其与单纯的偏好和对于对象的经验性质的决定性判断区别了开来。阿伦特借用康德的反思性判断的概念以维护政治的自主性，使其免受相对主义和技术统治论(技治主义)的侵淫。公共辩论自身被赋予为特殊类型的推理。
康德提出的多个其他概念也被阿伦特用于政治域境。康德并不期望反思性判断会产生一个如同科学真知一般可证明的结果，相反，他认为美的判断要求他者诉诸自身对事物的反应。这一诉求需要主体超越其私人感受而获得一个客观立场，即康德所称的“扩展的精神”(enlarged mentality)。理想化地认同其他可能的旁观者对美的看法，使主体免于个人倾向的束缚。鉴于思想与想象能力对全体人类而言是共同的，每个人所具备的某种“常识”会引发类似反应。因此，至少在原则上，人们有可能以某种既不同于经验证据也有别于共同偏好的方式，对美的判断形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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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体系：理性的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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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zmanova, The Scandal of Reason,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