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伦特认为，如同美的判断一样，政治判断要感染他人就不能依赖经验数据，而必须能够共享常识。
阿伦特对反思性判断这个概念的创造性应用已然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在审议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已重塑理性和正义概念的情况下，阿伦特的创造性应用则在政治理论的“语言转向”中发挥了作用。在此，我只关心理性而不提出正义理论。为此，我将在本章余下部分对阿伦特的创造加以阐述。但其中有很多困难。一些最新的研究重新界定了阿伦特的方法，旨在更好地解释反思性判断在政治应用中的作用。①
除了他自己所构想的例子，康德的反思性判断理论难以应用。通过自我满足的权衡对作品本身所做出的判断，一件艺术作品被纳入一般的美的概念。但当辩论既无法通过诉诸原则也不能通过其内在自足得以解决时，人们用什么来应对政治辩论中出现的这类微妙情况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阿伦特提出了典范(exemplarity)的概念，它具有艺术作品的某些特殊性和规范力量，而不包括那些孤立的单一特征。亚里桑德罗·费拉拉阐述了这一见解，认为基于实例的反思性判断并不完全独立于决定性的标准，而依然由它们所决定。他写道：“一般概念的相关性，似乎充其量只是指导或引向一种比那些可能滞后于既定规则的判断更开放的判断，而不及那些关于艺术作品良好形式的判断开放。”①
第七章 抗争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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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Hannah Arendt, Lectures on Kant's Political Philosoph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see also Beiner, Political Judgment; Ronald Beiner and Jennifer Nedelsky, Judgment, Imagination, and Politics (Lanham, MD; \_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1); Alessandro Ferrara, The Force of the Example: Explorations in the Paradigm of Judgmen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