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地，现行制度的受害者将“人民”作为仲裁者，诉诸一般公众即“社群”，以迫使那些胜任者有所改变。在此域境中，对于挑战既有公共利益的定义而言，技术体系的抗争尤为重要，因而对共同体本质的界定以及为之服务的人的专业身份而言亦然重要。正义由变革而发挥其作用，但有更多因素参与其中：同样利益攸关的是社会及其成员的自我形象。我们是谁？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里？通过显著的变革，这些问题在实践中得到了回应。
尽管它们可能是误导性的，但是身份和社群的概念在技术体系的日常生活中是不可避免的。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可以同意费拉拉对技术体系的争论常常导致公共利益的重新定义，并因此改变了“高阶身份”，这种“高阶身份”贯穿整个社群，使不同意见的界限得以明了。专业人士必须依赖的新身份不仅包含态度和意见的改变，而且涵盖技术学科与物质世界的变化。在多重理性对话中，专家与外行之分所带来的分裂的理性相互遭遇。而当外行与专家的界线相互交叉时，话语与物质实在的分界线也就被跨越了。
在第二章中讨论的阿尔茨海默病的例子对这些考量有所阐明，但如同当代非政治化环境中的许多抗争一样，我在这里提出的问题并未得到明确聚焦。人们可能会倾向于把护理人员视为“特殊利益”，而NHS工作人员则是一种单纯地传播科学知识的中立媒介。我们从批判理论和STS中学到的东西都与这种印象相矛盾。科学技术知识在社会技术应用中表现出形式偏向。特殊利益通常被他们的拥护者重新解释为权利或一般福利的问题，并为之向公众呼吁。而且，正如STS研究所指出的那样，社会需求向专门化的转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该过程对专门化的结果具有独立贡献。葛兰西(Gramsci)很久以前曾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解释道：“知识和道德的改革必须与经济改革程序相联系，而且，经济改革程序恰恰是每一个智力和道德改革所表现出的具体方式。”①这句话对于整个技术体系而言是有效的，而不仅局限于经济领域。为了更好地把握此过程的真实本质，我们需要一个不同的范式。
第七章 抗争的逻辑
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