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表明在评判其他社会的成员时需要慎重。反身性和自主性会采取可能为我们所忽视的富于变化的文化风格，并归咎于较低的道德发展水平。例如，日本文化是以群体为中心的。日本文化所塑造的主体性倾向于群体和谐而非自我决断，其自主性首先通过对团体归属的原初承诺而得以实现。因为每个人都从群体归属中得到好处，故我们认为是自主性的东西在日本人那里往往显现为自私，即为道德上的劣势而非优越的立场。随着日本传统日益受到西方态度的侵蚀，这导致了严重的紧张局势，若说这是自主的“进步”，而非道德承诺能力的衰退，则尚不清楚。
如果这是理解艾伦的观点的正确方法，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不能独断地坚持那些对我们而言显而易见的权利主张的有效性。不仅在公共机构方面，而且在反对家庭的问题上，建立一种至关重要的关系，这是一种进步吗？并非每个社会都这么认为，而在没有西方式社会安排的情况下，这种绝对的个人主义是没有意义的。这种差异可能会在对不同的婚姻策略的评估中发挥作用。我们可以看到，在自由中我们主张完全规范的合理性表达，但我们真正的主体性则是域境性的，是由一个确保我们作为独立个体得以生存的社会所决定的。因此，若将我们认为是可接受的策略强加于人，那些并未与我们共享使我们成之为自己的域境的人们，则会断定它们并不合理。
我同情艾伦对谦逊的论证，但不知道她以同性婚姻为例证是否显露了她的方法的局限性。①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与非欧洲人的对话中，这些例子难道不是我们如今要面对的主要问题吗？如果将技术体系纳入这一论辩，可令谱系学在更为广阔的领域开展进一步的工作。
278
技术体系：理性的社会生活
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