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哈贝马斯的观点，两种不同的合理性组织了现代社会。体系通过市场和管理的合理性组织协调社会行动。这大大地简化了社会生活并使复杂的、大范围的现代社会成为可能。个人不需要在以货币交换为基础的现代市场中达成协议。类似的，运用标准规则和程序的管理也不需要单独地就每个案例进行商讨。据说，系统领域在它们仅仅要求旨在买卖、发令与服从的标准化言语形式的意义上被“去语言学化”(delinguistified)了。“以成功为导向”的经济学和管理能动性的实践与特殊类型的合理性，即工具合理性相符合，它恰当地被限制在这个体系中。生活世界根据另一种合理性运转，这个“交往合理性”不是旨在成功而是在于相互同意，如此一来它具有了现代社会的民主潜力。
哈贝马斯总结说，现代性的问题不是因为第一代理论家所认为的工具合理性的固有缺陷，而是因为它过度延伸到了应该通过交往互动组织起来的生活领域，例如家庭和政治。
这一理论暗示了体系合理性的核心概念。哈贝马斯似乎认为诸如市场的体系有着源自其本性的内在要求。既然它们代表着相较于前现代生活形式的进步，那么满足这些要求是合理性的，而阻止它们则是不合理性的和压制的。一般的工具合理性概念奠定了两种体系合理性的基础，是中性的和非社会的。它的运用应该只限于面向成功的合法化限制。工具合理性有着恰当的运用领域体系(即市场和管理)，以及不恰当的领域——生活世界。
哈贝马斯真正重新定义了批判理论。当讨论完全转向新进路的涵义时，继续第一代遗产的尝试就是无的放矢了。批判理论变成了哈贝马斯、他的追随者及其忠实反对者的同义语，他的忠实反对者从事着围绕他所忽略的诸如性别之类的话题的讨论，但也对之前的技术批判持冷漠态度。
第二章 批判的建构主义
65
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