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中，个体性被看作是历史成就。资产阶级文化将独立思考的能力一般化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是个人和政治能动性的基础，是界定个人身份并进而界定其利益的权力。原则上，社会主义将扩大这种能力至每个人，但是在20世纪中叶，法兰克福学派总结道，个体性附属于社会之间短暂的过渡时期，在这些社会中，独立思想要么被习俗和宗教信仰所淹没，要么被技术官僚的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所淹没。反思的合理性被技术合理性和私人消费的愉悦消除了，当少数人通过理论和艺术批判而保持思想的独立性时，大众却因消极的服从而遭受非难。①
但是近年来我们看到了公共讨论和行动的领域扩大到了技术问题，而这些问题之前被看作是超越了讨论的界限。随着公共领域的扩大，新形式的能动性出现了。这增加了戴维·赫斯(DavidHess)所说的“对象冲突”，即关于如何根据不同的利益和美好生活的观念来设置技术。②这些冲突的本质是这一章的核心。冲突的增加提出了关于技术和民主的新问题，我们变成了技术公民吗？更确切地说，在技术领域中有政治能动性(politicalagency)吗？如果有，那么它与技术专长和传统政治能动性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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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体系：理性的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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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Herbert Marcuse, "The Individual in the Great Society," in Towards a Critical Theory ofSociety : Collected Papers of Herbert Marcuse, ed. D. Kellner, vol. 2 (London: Rougledge, 2001),69–74.
② David J. Hess, Alternative Pathuays in Science and Industry: Activism, Innovation, and the Environment in and Era of Globalizati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7),8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