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里所说的既有凿刻燧石的石匠动作的独特性随后还有壁画家作画动作的独特性：这种存在(ex-sistere，即站在自身之外）的独特性，正是技术人造制品所保存和传递下来的东西，既包括绘画也包括打磨过的工具，尽管这些制品的形式多样，却都首先是记忆的载体，至少是严格意义上的记忆技术（mnémo-techniques)（我在下文还会谈到这个主题，这曾经也是尼采的主题)。(
然而自人化的黎明起，由社会构成的集体个体化（individuation collective)似乎假定了一种参与，即所有人都参与对单个的生产，亦即对整体的生产，作为一种必需的幻象和虚构，安装上一个假定的统一性的剧场，即人们所说的“社会”——总是通过某个社会维度的间接方法，比如语言、宗教、家庭结构、生产方式等，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结构或体系，或装置等，它们总是假定一种承载命运的原始外化(extériorisation originaire)。
这些将单个组成为整体幻象的方法，这些维度，就意味着这个固有的社会并不存在，因此共同体也就不存在，这个社会只不过是一系列装置或体系的整合，当然这种整合本身，为了组成单个，必须带有一种民族语的独特性，换言之它既是独特的，也是共同的。
这些整合将由某种东西来承载，我称之为后种系生成(épiphylogénétique)，或第三持存(rétention tertiaire)，也就是说通过知识和权力在物品和装置上的凝结来承载，物品和装置则被当作遗留给人类的世界事物。在这个意义上，它们将包含一种记忆技术的维度，即使它们还没有达到真正意义上的记忆技术亦然。好比我曾经使用过的泥刀或粪叉，它们并没有记忆功能，然而它们承载着一种动作和功能的记忆，这些动作和功能自动把它们投影到充当世界事物的所有事物的记忆技术层上。
至于真正的记忆技术，它们出现于新石器时代之后，并且立刻成为政权的整合装置。然而自希腊建立城邦以来，还有后来的基督教会，这些我所说的持存装置，在当时却把持在僧侣（法官和神父，政治家与教士）手中，由他们订立选择标准（经典法规、用语选择、举止规范、确定善举、端正的习俗与程序等)，这些装置被设想为个体化的进程，假定由多个人去参与单个的生产，当然仍处于僧侣的权威之下。
不过到了19世纪，记忆技术工程（mnémotechnologies）首次亮相：技术工程不再是简单的技术，而是工业产品和各类机器，它们开启了一个视听的时代（摄影术与留声术、电影和广播电视）。然后到20世纪是计算技术工程（继承了霍尔瑞斯的数据处理)，结果使得记忆技术工程成为十足的工业生活支柱，而且完全服从于劳动的全球性机械分工的迫切需求，服从于财富与角色分配的迫切需求—更不必说借助普及的数码技术，信息技术工程和通信技术工程得以融为一体，这一语境如今被称为“文化资本主义”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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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的贫困1：超工业时代
象征的贫困、情感的控制及其所构成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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