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认知资本主义”。
但是在工业革命重新划分的社会角色中，出现了一个直至当时还完全不为人知的迫切需求：让工业产品流动的必要性。这些产品先是出自热力学机器，然后是电力机器，继而是电子机械，而且数量越来越大，种类越来越多，尽管它们同时也要标准化，但多样化就这般改变了本质。
这个流动的角色自然就交给了市场营销。从19世纪起，市场营销就夺取了记忆技术工程（尽管它直到20世纪才被真正定义为目前这样的概念)，以确保系统的运作，也就说保障构成它的能量一直在加速流通（熵方式的流通：这正是问题所在)。
但是在这里，能量不再是参与所包含的象征性流通，这种流通建立了象征（sym-bole)，希腊语为sum-bolon，意为分享，即感性的分享，也是认知和精神的分享（所谓“精神的”，是指如同精神，通过重复的方式不断返回、变化和持续)：在对情感和它所寄居与消费情感的身体进行控制的控制社会中，能量的功能性流动是组织产品流动的结果，也是对创新带来的层出不穷的新品进行采纳的组织。这种采纳被称为现代性，它会酝酿一种象征参与的丧失，这也是一种象征和情感的堵塞，亦即“蚁穴的寓意”，这是一种结构性的个体化丧失，我会在第三章中再谈这个问题，这也是我在《爱，自爱，互爱：从“9·11”到“4·21”》一书中开始分析的问题。这般毁灭的东西，换言之那个欲望的循环，我还将在《象征的贫困2》①中再次谈及。这般毁灭的东西，换言之就是欲望本身，它只能是一个循环，一种赠予的循环。由此产生了一种普遍的溃败之感，如今统治着四面八方—解放出死亡冲动的这些成果，还有这些成果给予的奇特乐趣，即憎恨自己和憎恨他人，继而过渡到谋杀行为。这种情形在格斯·范·桑特的电影《大象》(2003年)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市场营销与福特主义出现在同一时代，这时的问题就不再仅仅是对生产者的再生产(劳动力的再生产、他们所需的能量的再生产、原材料的再生产等马克思所考虑到的一切)，而是要对消费者的需求进行制造、再生产、多样化和碎片化。
生存的能量(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生存)，即确保系统运作的能量，那都是欲望力比多—的产物，一方面是生产者的欲望，另一方面是消费者的欲望。劳动和消费一样，都是经过截取和引流的力比多。劳动通常是对现实的升华，也是现实的原理当然也包括艺术性劳动。但是无产阶级的劳动，或者更普遍意义上的工业化劳动，就丝毫不具有艺术性，甚至都算不上手工艺：情况恰恰相反。而对于被截取了力比多的消费者来说，他们越来越少地体会到消费的快乐：在不断重复的强迫下，消费者正在溃散，时而饥不择食，时而倒胃厌食，这成了两大奇怪的病例(在另一个场景里，在希特勒时代，即那个既反常又工业老化的时代，这就像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中吐出的鳗鱼）—当下开启关于肥胖症的讨论并非巧合。肥胖症是对身体、激情、沮丧和冲动进行开发的破坏性后果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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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象征的贫困2：感性的灾难》，伽利略出版社，待出版(2004年)。
象征的贫困1：超工业时代
象征的贫困、情感的控制及其所构成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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