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法化是通过第三持存系统的技术发展（个体化）而展开的一场精神之战，它标志着构成西方世界统一性的精神和集体个体化过程的历史，它通过接纳手段，不断地扩展到普遍的工业社会。这段历史由一连串的个体化丧失组成，构成了同样数量的个体化能力的移置，这种个体化能力就是负熵力量和语言力量（puissance néguentropique etidiomatique)。现如今，这段历史到达了它的超工业阶段，对此我认为，超工业阶段是西方个体化过程的一条边界—从这个角度来说，也是西方的终结。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勒兹才说：“我们不再是希腊人，甚至都不是基督徒。”①
尼采也许会这般重复：“这是谁，我们？”
西方个体化的小小简史2：个体化能力的移置
在希腊城邦，随着字母表的发明，前个体环境组成了城邦个体所共有的资产，而城邦本身就是一个集体个体化的过程。前个体环境变得可以从结构上进行解释，也就是说由于它的文字化，原则上它可供人们（在逻各斯中对其进行争论的公民）进行解读。这意味着个体化的记忆技术中介，作为前个体过去的遗产和解释，超级决定了个体化的条件，即在我们时代仍然发挥着作用，我们明确称之为超工业的时代，只是这一次，是信息和通信工程超级决定着个体化。
公元前五世纪，随着诡辩危机的出现，城邦前个体环境的可解释性成为城邦的威胁，城邦深受stasis，即内战的折磨。①柏拉图以此为背景并且以此为基础（主要是在《智者篇》里，但不仅如此)，对可解释性进行了逻辑约简。他以这种方式奠定了西方个体化的典型语法化过程的公理基础。
语法化过程是语言关系的记忆技术性转变，一方面它提供了对通用民族语的统治，建立了以语言一致性为基础的王国；另一方面，它提供了以被殖民者的精神异化为基础的殖民化过程，这种针对被殖民者的精神异化将通过强加西方知识技术工程得以实现，因此被殖民的精神就是“语法化”的精神。
语法化过程是政治权力的基础，这里的政治权力应理解为对精神和集体的个体化过程的控制。超工业时代以语法化过程的新阶段的展开为特征，但更加扩展，如普遍意义上的举止、行为和动作的离散，它已经扩展到各种领域远远超出了语言的范围：这也正是从福柯开始谈论的生命权力的起因它同时控制着意识、身体和无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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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吉尔·德勒兹，《两种疯狂体制》，子夜出版社，2003年，第324页。
① 在这方面，我不赞同埃蒂安·塔桑关于城邦中斗争问题的观点，他在一本新近佳作《共同的世界：斗争的世界政治）（瑟伊出版社，2003年）中做了论述。城邦中的内部冲突，它不是战争，而是政治的构成成分，而政治则是冲突的和平体制，这不是stasis(内战)，而是éris(争执)。关于这一点，参见该专著的后记，第187页。如果说塔桑参照了柏拉图《理想国》中的stasis，这并不是巧合：这里提到的全部政治不仅旨在消灭冲突，而且要消除律法解释的多样性。因为柏拉图认为，这种多样性是团结的敌人，而城邦必须团结，所以他便谴责诗人、戏剧、绘画、文字、音乐上的弗里吉亚调—这个调里的triton diabolicum(魔鬼式三全音)是美国黑人音乐蓝调的基础，也是阿多诺听不懂的这种爵士乐的源头，这对他而言也许太出乎意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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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的贫困1：超工业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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蚁穴的寓意：超工业时代个体化的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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