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不能混淆语法化与语法学化①(grammaticalisation)：语法化早于语法理论。西尔凡·奥鲁关注通达语法化权力的历史条件，他确凿地证明了这一点，认为语法化的技术实践与各种实用性考虑相联，远远早于它所制约和它使其成为可能的理论。总而言之，不是语法学家创造了语法化而正是语法化，即作为本质上是技术的这个事实，造就了语法学家——我更愿意称之为“文字技术”（diagrammatologie)，这些文字技术将在第二修正中对语法学家提出批判。
在西方的精神和集体个体化过程的历史中，语法化作为技术个体化的方法，是控制民族语的一个武器，并通过民族语来控制精神，即控制持存活动：一种民族语的语法化，就是对该民族语的转变（一种个体化）。通过语法化对一种民族语进行的描述操作，尤其是当它导致一种语法理论时，例如源自兰斯洛语法的普遍语法理论，这种描述永远也不可能让语言完好无损。尽管兰斯洛是一位詹森主义者，可他还是支持耶稣会传教士进行的精神殖民化的行为。西尔凡·奥鲁以《马氏文通》为例，他认为这是第一部汉语语法著作，似乎成功地将拉丁语语法投影到了汉语中。
这种“扩展的拉丁语语法”的语法投影，他是这么称呼的，竟然出奇地与雅克·德里达所说的世界拉丁化(mondialatinisation）相近。这种语法投影使得西方能够进行它的精神战争，通过控制精神的象征来确保对精神的统治，即给精神自身的持存装置强加选择标准。语法化是结构的生产和离散（编织着前个体环境和跨个体组织，而技术或记忆技术的装置要承载这些结构)。
这样的结构没有任何人为的东西：例如，主语、谓语以及构成谓语的动词和宾语，这些非常基础的结构毫无疑问都存在于语言中。因此，亚里士多德原则性地提出了区分词类的可能性，建立起一种逻辑，然而这种逻辑却假定，它以希腊语的离散为前提条件。同样，这样的结构并不存在于所有语言中，至少不会以同样方式存在。例如，本杰明·李·沃尔夫就指出，印第安霍皮人没有时间标记。
那么，我们从结构描述中能够获得什么？其意义又如何？当我们知道，卡斯蒂利亚语法学家内夫里哈对各种语言进行描述，意图把它们统一成唯一一种说话方式，他在给西班牙女王的题词中陈言，“语言一直都是政权的伙伴”①，那我们又该做何种思考呢？尤其是在超工业时代，它已经构成语法化的第三次技术革命，成为控制社会的支柱，那这种结构描述会带来什么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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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语法学化(grammaticalisation)，语言学术语，最早由法国语言学家梅耶提出，指“自主词向语法成分转化”的一种语言现象，包括实词虚化、句法化现象、词汇化现象等。——译注
①参见西尔凡·奥鲁，《语法化的科技革命》，同上，第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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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的贫困1：超工业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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蚁穴的寓意：超工业时代个体化的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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