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由于无意识是不可控制的，控制社会便成为一个新型的审查社会，它不可避免地孕育着一种冲动性爆发—在此之前，已经有近千种或多或少起缓解作用的补偿话语形式，所以这里的问题不是害怕或者希望什么，而是要“寻找新的武器”，也就是说要战斗，不管我们有多么懦弱。因为这也关系到“生为人的耻辱”。
在古希腊时期，出现了充当政治的逻辑。而我们自己经历的时代，则以逻辑被数理逻辑（logistique）吸纳为标志。这种吸纳导致对投射的简约投射就是设立标准，我这里想到的是原始自恋以来的投射想到的是一种计算。对计算而言，不再有什么不确定性，即不再有独特性。我这里丝毫没有这个意思，即计算是阻止投射的东西。相反我还详细地做了展示，为什么任一投射都要假定一个计算。我是想说，掌握计算控制具有熵的性质，因为计算已经成为生物电子机器技术，它唯一的动机就是积累资本。在这里，源于犹太希腊语法化的字母数字的确定，它产生出一种负熵，而负熵构成了政治的精神和集体个体化的
动力。
投射会假定一个计划，而将它约简为一种计算，就意味着这个计划严格来说，不再是面向未来的开口，因为未来本质上是不确定的，所以也是不可计算的，计算甚至还可以将未来强化成一个独特性的装置。①因此我在《电影的时间》中指出，这种约简是超工业时代的典型现象，它假定一种超共时化(hypersynchronisation)，而控制社会的真正现实就是超共时化。它也是一种矛盾的象征（共时化总是针对象征的）向对征（diabole）反转的迫切可能性。这个我和这个我们，实际上已经不能再进行投射，它们注定要被去构成（dé-composer，即去分解)，这恰恰就是diabelein（对征，即相互投影）的意思。
从其第一时刻起，语法化过程就倾向于共时地控制个体化。这个我们总是这样，它通过唯一的同一个运动，但每一次又都是独特的运动（作为精神和集体个体化时代的典型的我们，在每个时代究竟是什么？比如希腊的我们)，它总是共时化和历时化的装置，即这些趋势组合的区别化装置。其中的标准以这个双向趋势的连接和组合方式为主要特征，这个共时和历时的双向趋势原则上是不可约简的。
至少从腓尼基人开始，共时化就是一种语法化，意味
象征的贫困1：超工业时代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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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正是我在《技术与时间》的前两卷中试图论述的主要观点。
蚁穴的寓意：超工业时代个体化的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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