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个体化的小小简史1：语法化
在西方，这场战斗的剧场就是语法化（grammatisation）过程。这个战役的剧场组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精神之战，期间不断构成象征（sym-bole）和对征（dia-bole)①，以维持西方精神和集体个体化的代谢，就像趋势及构成其反趋势②的游戏，这个游戏原则上是不可约简的。③
在西尔凡·奥鲁看来，字母表构成一个语法化过程(言语声音的字母变异)。这个过程先于任何逻辑和任何语法，先于任何语言科学和任何普通科学，这就是所有知识的技术逻辑条件（意思是说这个条件已经既是技术的也是逻辑的了①)，它开始于自己的外化。第三次工业革命，即信息工程的普及和由此产生的对知识的重新定义，都属于这个语法化过程更确切地说，属于语法化的第三次技术革命。根据西尔凡·奥鲁的定义，语法化的第二次革命是印刷革命。
但是，我并不完全赞同奥鲁对这一点的看法。他局限干语言的语法化，而人的身体，动作所包含的时间序列(声音就是其中一例)，还有运动(首先如电影技术②)，借助图像和声音，如今也成为语法化的客体。再则，这场语法化的第三次革命始于19世纪初，若对其加以衡量，就不仅要分析伴随可编程机器和数据处理信息出现的新的离散技术（techniques de discrétisation)，还要分析图像和声音的模拟录制技术。
奥鲁的语法化是指对文字进行离散，从而分离文字，文字是构成系统的成分，它具有一定的数目。模拟虽然不能离散，但它通过多次重复，能开启一种针对文字的新型识别：正是在这一点上，本雅明在电影中看到了一种统觉(aperception)的扩张，在这种扩张中，模拟技术导致了蒙太奇手法和混合制作，导致了形成分析系统的各个成分的构成。这就是模拟技术属于语法化（grammatisation）范畴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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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对征(dia-bole)，相对于象征（sym-bole)而言。在古希腊语中“sym-bole”是给对方留下友善之物，如信物等，后演变为代替一种情感的符号(征兆)，即“象征”：而“dia-bole”的意思为“相互投掷”，一般是不友善的语言，后演变为一种对抗的修辞手法。斯蒂格勒在这里借用这两个词，并且赋予它自己的含义：象征是在句段（syntagme)层面的形象比对，以他物比对此物，是一种共时的象征。而对征是在范式(paradigme)层面的形象比对(相互投射)，以彼时之物投射此时之物，是一种历时的象征，译为“对征”比较符合原义。斯蒂格勒在本书结尾处说：“劳动者只不过是被禁的奴隶，禁止对他们自己以历时的独特方式进行象征化，西蒙东将此称为其个体化的丧失。”《象征的贫困1：超工业时代》，伽利略出版社，2004年，第193页，即本书第154页。——译注
②关于这一点，参见《爱，自爱，互爱：从“9·11”到“4·21”》，同上，第74—76页。
③ 我说的“原则上”，即指个体化的双重连接（用我们代替我或者反过来只是一个方面)以这一原则为基础，但这一原则也是脆弱的：我的论点是，超工业时代恰恰趋向于违反这一原则，这是一个摇摇欲坠的、难以维持的局面，而相对于这一局面，精神之战又展开了新的一轮全然一新并且仍然无法设想的战斗。
① 不能把我们这里所说的技术逻辑与记忆科技时代相混淆，记忆科技时代出现在拼音文字和印刷术的记忆技术时代之后。
②麦克卢汉在这个意义上认为，电影札记就是对生活本身的录制。参见麦克卢汉，《理解媒介》，瑟伊出版社，1968年，第3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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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的贫困1：超工业时代
蚁穴的寓意：超工业时代个体化的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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