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 着一种连续的离散①，它是言语的时间流。这在希腊 polis(城邦）的产生中尤其明显，我们把它看作“古迹打字机”——借用马塞尔·德蒂安的表述。这个语法化过程，作为自人类化以来的技术和记忆技术的演变阶段，它的出现就表现为技术个体化过程，同时支撑和干扰着精神与集体的个体化。
在《电影的时间》②中，我提出了这个观点，记忆技术，尤其是源于字母表创造的记忆技术，相对于技术系统的演变，在相对独立地发展。技术系统经历了一系列时代和变化，而记忆技术系统只是进行着边缘性的改变直至19世纪出现了工程技术和信息通信工业：此时发生了一次聚变，持存装置的记忆技术系统聚合到普通工业商品的生产技术系统中，这种聚变直到20世纪才充分展现出它的后果，体现在该世纪的方方面面，形成了一个巨大断裂，因为对操控持存装置的标准的控制，完全转到了资本投资的一方。
这也许就是所谓超工业化的决定性特征。因为其目的主要在于控制所有的持存过程，包括最隐秘的东西，包括意识和身体，因为它们原则上主要是私密的东西—然而这样就失去了它们的私密性。
从19世纪末开始出现了信息通信技术工程，产生了一种第三持存，它彻底改变了语法化条件，因此也改变了个体化过程。在古代，作为信徒的个体接替了公民，随后到了19世纪，劳动者接替了信徒。然而这个劳动者逐渐被机器去个体化，而劳动的贬值成为不可避免从“碎片化劳动”到高管人员的压力，人们越来越无动力，越来越工具化；似乎出现了一种领导型劳动者的机器变易人、“高管人员”的机器变易人（这也是对西蒙东所说的某种东西的反转：他还认为领导者可能承担集合的角色)。从此以后，在超工业社会中，个体主要是个消费者。
不过，消费似乎倾向于取消我和我们之间的差异，这样就不再有个体化，不再有精神上集体的个体化，而只有我所说的大家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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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种语法化是一个文字的时代，也是雅克·德里达在《论文字学》(子夜出版社，1967年)中提出的理论。西尔凡·奥鲁意义上的语法化概念多归功于德里达的研究，但仍需要对德里达的文字学加以复杂化，特别是第三持存义肢性的整合。我在《解构的可靠性与信仰的义肢》中草拟了这样一个规划，《他者》，第8期，枫特奈高等师范学校，2000年，第1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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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技术与时间3：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同上，第199页。
①参见《爱，自爱，互爱》，同上。这一大家具有自身的力量：如同布朗肖所说，“大家在死去”。大家处于个体化的极端，正像个体化处于它的边界那样，这也就是个体化的一种真相。这是贫困的力量。然而它要成为力量，就必须是一种充当贫困的思想，或是思想的贫困以及思想的极度愚蠢的条件。这种愚蠢有时来自原始的缺失，我们这个物种仍旧处在原初技术性的缺失中。我将在《象征的贫困2：感性的灾难》中论述这一点。
蚁穴的寓意：超工业时代个体化的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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