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句话说，超人类化的社会可能会导致一种“多因子”共同体，即“多因子”系统理论所称呼的反应因子共同体。我在《迷失方向》中已经对此进行了简短的介绍。该研究受到多米尼克·弗莱斯诺①和让-保罗·拉绍研究的启发。
蚁穴由不同的个体阶层组成，通过“执行任务”的行为进行专门分工：如繁殖、照看幼蚁、觅食及“非就业”阶层……每一阶层的个体数比例是稳定的。如果我们做一个“社会解剖”②从蚁穴的某一阶层中除去一部分个体——就会看到一种平衡的重组，如某些“捕猎”个体就会变成“保育”个体。于是可以假设这样的解释：环境会加强或抑制因子的专业分工，因为每个因子都会通过外激素的化学信息释放出它的梯度——这得到蚁穴计算机模型化实验的证实，并且基于多因子系统模式。我们格外重视这种痕迹的释放，因为计算机模型把这些因子处理为“反应的”
因子：因为它们对自身行为没有记忆。多因子系统实际上有两种模型：一类系统的因子被称作“认知的”，它们对自己的行为和过去的行为经验有明显的表现；另一类因子则被称作“反应的”，它们既没有表现也没有记忆，而是受刺激与回应模式的控制。正是这第二类因子对蚁穴成员进行模型化。然而，如果这些因子没有先前行为的记忆，而且它们的专业分工又由其他因子的行为来决定，那么必须有一种集体行为的记忆被记录在某处，至少是暂时记录。外激素便是记录在载体领土上的化学痕迹——蚁穴，还有捕猎个体在周围标出的环路—充当一幅集体的地图。①
事实上，因为个体连接在不断增加，与世界网络连接的个体，已经无意中被地理定位在一张结点多变的网上。个体向网络服务器发出信息，或者接收来自网络服务器的信息。网络服务器记录着集体行为的记忆，就像蚂蚁分泌外激素，把它的行为印在蚁穴的领土上，并且以梯度的形式对其他蚂蚁的行为进行解码和求和。方位日期的融合系统导致个体越来越生活在实时和当下，他们在去个体化的同时失去了自己的记忆——既失去我的记忆，也失去我所归属的我们的记忆一切都在发生，好像这些还是“认知”因子的我们倾向于变为“反应”因子，即纯粹适应性的因子而不再是具有创造性的独特因子，能够采取特别行为的因子。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似乎还是无法预料或者“不大可能的”因子，即完全历时的因子，总而言之；活跃的因子。
象征的贫困1：超工业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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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多米尼克·弗莱斯诺，《蚂蚁的社会：调节与学习》，摘自《多因子系统》，在由查理·勒内于贡比涅技术大学主办的研讨会上的讲稿(复印件)。
② 多米尼克·莱斯泰尔，《控制论的蚂蚁和昆虫机器人：机器人与实验动物行为学界面上的社会性与认知》，《社会科学信息》，第31期（第2册），1992年，第179—211页。
①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同上，第193页。
蚁穴的寓意：超工业时代个体化的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