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共时化是倾向于消灭我们的历时性的东西，同时也就意味着消灭我的意识。它借助一种方位日期装置（dispositif cardino-calendaire)，并且组成它的元持存(métarétentionnel)系统，①使该装置服从于经济领域的准则。因此这等于借助一种融合或者服从装置，使记忆技术融合并且服从消费品生产的全球技术系统。
这种方位日期的融合组成一种通向边界的过渡一依据动力系统理论的意义—这说明系统的可存活性的条件已经成为问题。融合将导致勒儒瓦-高汉曾预测过的情形：
美学层面的人类融合建立在纯粹的象征参照之上，社会根据一种节奏的公约接受这些象征参照，而节奏的公约包括人工网络中的日期和距离。直到最近为止时间和自由空间以及时间和家用空间之间的游戏都比较宽泛，除非在城市环境，那里完全人类化的环境总是城市装置有效性的保证。城市时间的渗透在数年内得以完成，首先是通过交通工具规律的周期性，留出漫长的间隔时间，现在又通过时间的标准化，去适应每天的细节，适应广播和电视节目的节奏……一个超人化的时间和空间，将与所有特别个体的共时运作相对应，每个人都处在自己的功能和空间中。借助时空象征，人类社会将重新找到最完美的动物社会组织，在这个社会中，个体只是以细胞的身份存在着。①
“城市时间的渗透”是对工作、交通、购物等时间的服从，直至充当超级大众时间的传媒时间。“超人类化”，作为一个完全同步的社会的建立，将是对社会性的清算这让我们想到勒儒瓦-高汉和西蒙东的另一种说法，他们将社会性描述成个体和传统之间的张力，②在这个传统中，个体将写入他的民族语的独特性，即他的历时性。
勒儒瓦-高汉在1965年提出了最终纯共时化（puresynchronisation finale)的假设。在那个时代，46.5%的法国家庭拥有一台电视机。而今天这样的家庭是那时的两倍多一几乎是全部人口。21世纪初，随着通信和超媒体的移动客体即将出现，意识的共时化正在完善，臻于完美。就像现在的移动电话一样，这些移动客体随处跟踪其使用者，能够时时给他们指明他们所在的地方，根据地理定位向他们发出请求，同时在他们经过的时候，调节他们的超城市化环境的特征。
从这时起，勒儒瓦-高汉预测的共时系统近乎完美地实现：这个系统具有个体专门化的优势，就像处在一个蚁穴里面—劳动的有机分工，我们在蚂蚁这种社会性昆虫身上可以看到这种分工，即有兵蚁、工蚁、蚁后等。
①参见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3：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同上，第308页。
①勒儒瓦-高汉，《手势与言语》，同上，第2部，第185一186页。
②参见勒儒瓦-高汉，《手势与言语》，同上，第21一22页；另见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1：爱比米修斯的过失》，同上，第177—1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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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的贫困1：超工业时代
蚁穴的寓意：超工业时代个体化的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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