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由于失去了这种不大可能的自我历时化的可能性，某种程度上有规律地自我例外化的可能性，并且发明了一种对抗适应的必需性，所以遭受远程遥控折磨的这个我，能够突然采取一个在破坏性方面难以预测的行为，非同一般的行为。这就是变易-反应（devenir-réactif)，即我们可以理解为尼采意义上的反应，也就是说充当一种仇恨，还准备着随时爆发。它也出现在勒儒瓦-高汉的假设中，它当前的方位日期融合似乎正在接近，而“人类”个体仅仅作为单个细胞存在着，这时它恰恰就是一个“反应的因子”：它已经去个体化。这等于说个体被彻底去脑筋化（décervelé)，即他的中心神经系统已经外化，变得赘冗多余，落得个被废弃的下场，从此以后毫无用处，甚至祸害无穷：个体“细胞”必须绝对臣服于“超个体机体”。
人类的肉体和大脑进化似乎能让他借助工具和记忆的外化来摆脱蚂蚁的命运。我们仍然禁不住会想，（人类）个体的自由仅仅代表一个阶段，而时间和空间的驯化将导致超个体机体里所有粒子的彻底臣服。①
人类记忆的外化，曾经帮助积累和传递个体经验，但它可能会导致创造一个反应式网络，好像全部经验从此以后都要标准化和去肉体化。②在这般假设中，人类与技术这对伙伴，若需要一种个体的自由在几千年期间那也是为了让系统正确地发展，构成一个“超个体机体”在彻底全球化之时，最终与所谓的社会性昆虫的完美共时的组织相结合。
对此，弗洛伊德提出异议：
蜜蜂、蚂蚁、白蚁等斗争了成千上万年，才形成了动物的政府制度，实现了对个体自由的限制，即我们所羡慕的这些动物的成就。然而我们自己的私密感觉是，在任何一个动物国度里，在分派给它们主体各自的任何角色中，我们都不认为是幸福的。这也正是我们目前状态的特点表征。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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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勒儒瓦-高汉，《手势与言语》，同上，第2卷，第186页。
② 参见贝尔纳·斯蒂格勒，《去肉体化》，丹尼尔·帕罗夏(编)，《思考网络)，尚瓦隆出版社，2000年。
③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文明及其不满》法译本，奥迪尔译，法国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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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的贫困1：超工业时代122
蚁穴的寓意：超工业时代个体化的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