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之痛与付诸行动：作为被“大家”扭曲的个体的消费者
影响当前时代的生存之痛具有这样一个特征：我越来越无能，我越来越艰难，甚至我根本无法再把自己投射在这个我们之中不比普遍意义上其他的我更强也不更弱。这个我们病得很重①：持存装置的屈服②，因为没有持存装置就没有精神和集体的个体化③，它屈服于市场的绝对内在的一个标准，屈服于市场的成为霸权的紧迫需求，它使投射过程变得几乎不可能，而这个我们正是借助投射过程，一边个体化一边逐步形成。关于持存装置的文化霸权，即葛兰西在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创建的文化霸权理论，如今却由资本在系统地实施，阻碍着个体化的继续。个体的生存之痛，源于这个事实状态安装就位的痛苦，将表现为生理病变、神经质、强迫症行为、补偿或者逃避行为，抑或是各种合理化、模仿性或者反应性多言症，还有极端情况下的个体或集体的自杀行为，无论是帝国国家还
是附庸国家或是恐怖组织，都有可能。
我想我在多个场合展示过，尤其是在《电影的时间》中，电视的R3对R2的控制导致了超共时化过程，使得视听节目所构成的工业时间客体的消费者倾向于渐进地接纳相同的第二持存，也就是说在第一持存中进行同样的选择。由此产生了个体的独特性的丧失，就像德勒兹和伽塔里所说，个体变成了“可分体”①，也就是一种去个体化(désindividuation)，以至于个体的自恋能力首先激增（包括劳动中一些管理人员所特有的超自恋)，然后彻底崩塌②：由于没有了独特性，他们便借助市场所提供的人造物努力使自己独特化。市场就是要开发利用消费所特有的这种贫困，让自恋达到过度和劳而无功，众多个体将体验他们的失败，最终失去他们的形象：他们不再自爱，并且越来越无法去爱别人。这便是大溃败，而伟哥和色情网站倒是一派繁荣。
至于当代艺术和电影中那样的黄色问题，我将在最后一章谈论。③
之所以出现这些现象，是因为面对现代性，特别是超工业化，意识时间已经成为元市场(méta-marché)。④针对弗朗索瓦·阿谢尔2001年在瑟里西提出的现代性定义，即个性化、合理化和区别化，我还得加上工业产品的“系统的接纳组织”，也就是消费的组织。①超工业时代在于这一事实：通过市场的大众化和全球化实现的规模经济，特别是借助于工业时间客体，它已经变得比生产率的盈利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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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这个我们的疾病，参见芭芭拉·斯蒂格勒，《尼采与肉体的批判》(待出版)。
② 关于这一概念的详细叙述，参见《技术与时间3：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同上，第209页。
③ 同上，第147页。
①参见吉尔·德勒兹，《谈判》，同上，第246页。
②关于全部这些问题，参见《爱，自爱，互爱》，同上。
③参见下文第163页，以及《象征的贫困2：感性的灾难》，同上。
④参见《技术与时间3：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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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的贫困1：超工业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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蚁穴的寓意：超工业时代个体化的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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