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对工业客体时间的屈从导致了自恋，而对这种自恋的清算也会波及这个我和这个我们。这就意味着，如果这个我的个体化就是这个我们的个体化，并且反过来，两者不可分离，即这个我只能存在于这个我们之中，而我们只能由我构成，那么对这个我们个体化的阻碍也必然是对这个我的个体化的阻碍，即这个我的纯粹痛苦。当这种痛苦直接表达出来的时候，将导致完全无法控制的付诸行动，导致完全不可预料和极具毁灭性的行动。
如果说意识的构成确实是历时的、独特的，由它本身的时间所推动，那么《电影的时间》中描述的工业共时化就会导致一种去意识化(déconscientisation)，这也是一种个体化丧失。个体化丧失可能造成一些极端后果。例如我试图证明理查德·杜恩并不存在：这至少是他在日记中写的意思。没有自恋，也不自爱，因此也不尊重任何人。然而他知道不可抗拒的存在需要，即他所写的“有那种感觉”的需要。正是这种矛盾，正是这种需要的存在，没有自行满足的可能性，因为满足这个的条件，由于缺乏个体化能力而已经被摧毁，个体化能力也是一种历时的威力。正是这场个体的悲剧，如今广泛出现的悲剧，使他成为罪犯。杜恩是其中一个付诸行动的人，而有上百万其他人也经受着痛苦，他们忍受着被那个大家取消和转变成谁也不是的痛苦，他们是潜在的无数个杜恩。
将所有意识共时化，就是取消我所说的原始自恋。当意识成为工业系统开发的对象时，而这种开发又唯独存在于共时化过程中，自爱就被摧毁了。因为感到自己的痛苦，意识便无法继续忍受：它身处难以忍受之中；由于不能承受，由于不能存在，由于不能再将自己投射到一个已经变成邪恶的世界中，所以它就不再能忍受他人，在这种危机的最糟糕表达中，它将消灭他人。这种对他人的消灭也是对我们进行消灭的先兆，包括作为我们的我们和作为大家的我们。其他人在这里就是被摧毁的我们的形象，因为这个我们不再进行个体化，它本身就是摧毁我们的东西。
这便是被否认的个体的分体命运，因为个体已经成了纯粹而又简单的消费者。
从个体化丧失到可丢弃的变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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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的贫困1：超工业时代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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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消费作为接纳的现代模式这一问题，参见《技术与时间3：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同上，第3章。
这个大家意味着个体化丧失，我假设个体化丧失也许是对个体化本身的一种清算：这个大家将是对构成差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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蚁穴的寓意：超工业时代个体化的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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