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
可是，个体化和个体化丧失是不可分离的。也就是说，要让个体化产生，也必须让个体化丧失产生。勒儒瓦-高汉在谈及种族出现的问题时说的话就很典型，随着装置个体化（换言之是区分化）的移置，即从燧石和树皮装置向种族和技术系统装置的转移，种族变成了独特性的场所，并且在镜像中产生了分化，与技术分化①形成表面的对立，而技术分化也是其领土的扩展。然后从种族走向公民，随后西蒙东又说，从公民走向机器，作为现代性特有的个体化丧失，这是我们已经考察过的问题。这也是语法化历史所表现的问题，尤其是言语时间流的字母离散，它以通用语的语法和民族语的同质性为代价，使得政治的个体化凸显出来。
今天，有必要研究一下这些毁灭和加强所发生的场所。为此，显然必须思考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谈论一种集体个体化的崭新形式，而其商标（由市场营销产生—“商标”这个名称本身就值得好好评论一下）将成为载体。这是生产企业组织的个体化崭新形式。生产企业将生产集体个体化的系统，让其充当取代政治单位的经济单位，与其说是通过劳动还不如说是通过消费，因为消费比劳动更加稳定——人们不断地消费——然而消费生产的却是一些极其脆弱的个体化过程，例如作为市场营销所组织和控制的接纳过程，这些过程最终会取代精神和集体的个体化，例如民族的个体化。
这样的个体化过程，如果我们仍可以称之为个体化的话（我对此极度怀疑)，将假定一些网络在某种情况下就是特许经营的销售网络，其中电视网络以工业时间客体的形式承载着广告陈述，它是效率的条件。关于这个主题，我们还注意到娜奥米·克莱恩和杰里米·里夫金①的许多注解。Life time value的逻辑就是忠诚的逻辑，即通过我对我们的个体化依恋实现的忠诚逻辑，而这个我们却完全是由产品或者服务制造出来的，或是系列商品和服务制造的。
然而我要提出，这种个体化实际上可能是一种去个体化，导向我下面所说的节肢动物倾向。因为市场营销所产生的个体化类型似乎成活率不高，而且寿命似乎非常短暂：它们是可丢弃的，就像它们所生产的所有东西。可丢弃性就是它们的逻辑—这就是汉娜·阿伦特在谈论她的可持续性概念时所预料到的东西。还有一个向边界过渡的问题，即系统的生态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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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这一点，参见《技术与时间1：爱比米修斯的过失》，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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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娜奥米·克莱恩，《拒绝品牌》，南方文献出版社，2001年；杰里米·里夫金，《访问时代》，同上。
象征的贫困1：超工业时代100
蚁穴的寓意：超工业时代个体化的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