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个体环境的通达模式的标准化与独特性的特别化
网络的“用户”或者“收信人”成了网络的功能成分①，西蒙东以潮汐发电厂为例说明，水，作为自然地理环境的成分，成了一个功能成分，即君堡涡轮机的技术成分，海洋变成了结合环境，西蒙东称之为技术地理环境，而信息通信工程将它的用户变成创新功能，使之自行适应其行为的演变，借助的是行为分析技术和综合技术。在这里，兰花的等价物，就是夏吕斯②雄蜂（或黄峰）的能量捕获装置，它通过对持存的共时化，从这个黄蜂等价物中汲取能量。这时的持存差异与其他雄蜂的持存靠近，靠近其力比多的运动性潜力，而这种运动中充满动机，形成其幻象的独特性。这样，就有了消费者（用户、对象等）及其“意识”的功能融合，就发生在人文技术地理（不再仅仅是物理地理）的新型现实所构成的结合环境中。这就意味着历史和象征的环境也被功能化，以至于用户成为服务于自己的系统的功能它自身的个体化服从于网络的个体化，德勒兹和伽塔里引用沙文的话说，“两个生灵之间绝对没有任何相关之处”。虽然这并不是绝对的事实，可这确实是个有待思考的问题。
至于用户消费者对网络构成的具体化过程的服从，我们将看到，这一过程对应于蚁穴的捕获过程，它提出了一个力比多生态学的真正问题。利奥塔在他的《力比多经济学》①中也许已经朦胧地看到了这个问题。
这些就是用户配置系统、遥控系统和人机交互系统，它们在功能意义上开发出返回路径、精准实时制、地理定位，其中访问数据库的人本身就是一个基本的数据等。此外我还坚持认为，这就是要建立一些日历性和方位性的新型形式。②德勒兹就控制的方位性问题做了如下表述：
无须科学幻想便可设计一种控制机制，这种机制每时每刻都在指明开放环境中某个成分的位置，指明保护区中某个动物的位置，指明企业（电子圈）中某个人的位置。菲利克斯·伽塔里想象了这样一座城市：在这座城市里，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其（个人的）电子卡离开其居室、街道和社区，这张电子卡可使这个或那个栏杆抬起，电子卡还可以在某天或者在某个时间内被拒卡而吐出。重要的不是栏杆，而是能测定到每个人位置的计算机，无论其位置合法与否，计算机在进行着普世的调频。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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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在《技术与时间1：爱比米修斯的过失》中也提及了这种演变。关于这一点，参见帕斯卡·若利韦的文章，见克里斯蒂昂·艾泽斯、安东内拉·柯萨妮、帕特里克·蒂埃德(主编)，《走向一种认知资本主义》，阿尔马丹出版社，2001年。
②夏吕斯雄蜂出现在普鲁斯特的作品中，而黄蜂则出现在沙文和德勒兹的作品里面。“兰花解域而形成一个形象，一个黄蜂的仿图；然而，黄蜂在这个形象之上再结域。但黄蜂也会被解域，其自身变为兰花的繁殖器官的一个部件；然而通过传播其花粉，它使兰花再结域。兰花和黄蜂作为异质性的要素，形成了根茎。”德勒兹和伽塔里，《千高原》，同上。
①子夜出版社，197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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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参见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3：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同上，第3章；《时间之战》，见吕克·格亚德齐因斯基（主编)，《连续的城市》，黎明出版社，2003年。
蚁穴的寓意：超工业时代个体化的丧失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