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这种逻辑，分离是可能的，也就是说近来的科技发展使得人们可以构想这样一种技术系统的转变，这种技术系统允许创造新的个体化过程，允许独特性的重新投入—还有用户的用途和知识的功能整合模式，而这些正是自由软件共同体所开发的用途和知识。不过，技术的演变能让与大众化模式相断裂的前景成为可能，也能使个体化的丧失面临闻所未闻的恶化。
作为个人化（personnalisation）的个性化（individualisation)、one to one（一对一)、市场的超级切割等，都是通过数字语法化进行的转变，是从独特化（singularisation)到特别化的转变，数字语法化的控制效率变得无限强大：它以施事方式制造出能自我生成（通过自行组织）的各种模式，并且把这些模式投射到网络中，就像兰花投射黄蜂的形象，然后这些模式就很“自然地”被接纳，精神、集体和技术的个体化过程本身就是接纳过程。个体化中所有运动的数码离散，实际上能够让人们对这些活动进行求和、处理、计算与模式化，同时制造出类别吸引因子。
但是，独特（singulier）的特别化是前个体环境通达模式的标准化，它先于并且制约着精神的个体化和集体的个体化，因为两类个体化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经由语法化，即个体化第三分支的具体化。这也意味着一种清算的趋势，即清算西蒙东所说的跨个体（transindividuel)，跨个体就是在我和我们之间的共有个体化（co-individuation)，并且永远处于其差异的无限张力（和注意）中。在这个方面，关于认知（或“非物质”）资本主义的相关研究所提出的分析，如主体化的新型过程，在我看来虽然引人入胜，却又缺乏说服力：在调集各种特殊资源的地方，在邀请劳动者在劳动中“生产自我”的地方，那里就有系统的开发，通过“人力资源”管理技术对劳动者的身体和精神进行普遍化沮丧的开发。而这种管理技术会引起补偿性超自恋行为和广为人知的过度活跃症，这些疾病事实上只是在预备或者预告精神和家庭的崩塌，即压力对个体的消磨所造成的崩塌。在这个方面，对捕获装置的合法化显得尤其天真。关于这一点，穆里尔·孔布和贝尔纳·阿斯佩就写道：
……不是个人内化了“企业文化”，而是企业从此以后努力将文化推到“外部”，即进入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层面，即生活所需的技能和能力。①
①吉尔·德勒兹，《谈判》，同上，第2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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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的贫困1：超工业时代108
蚁穴的寓意：超工业时代个体化的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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