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这里面临的第一个问题便是超工业化，即日常生活工业化造就的超工业化，将“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格式化，使之成为功能性的生活（尤其是通过这些义肢，不加区别地服务于劳动生活和私人生活，例如移动电话)，使日常生活服务于企业生活，为企业服务。在控制社会中，企业取代了工厂。象征的贫困既是这些环境的贫困，也是其他“资源”的贫困，还是郊区少数族裔区民众的贫困。
141 语法化的超现代阶段，作为计算的普及化
人类的前个体环境，作为我们在其中进行个体化的环境，它构成一种跨个体性（transindivudualité）——不同于动物的个体化，人类的个体化（理解为未完成的运动）是整体和持久的，其元稳性（métastabilité）并不取决于承载动物前个体资产的物种的相对稳定性。亚里士多德在《论灵魂》(Peri psukhès②)中就已经预感到这一点——精神集体的跨个体性由第三持存所承载，而技术客体最初就在于第三持存（技术客体是后种系生成的)。这就是西蒙东没能联系起来的东西，尽管他实际上已经写到了这一点，但他几乎丝毫没有察觉到。①
这就意味着不是一种双重个体化，而是三重个体化：精神的、集体的和技术的，任何一种都不能单独进行考量—它们是三个分支②的转导关系（relations transductives)。在技术个体化的过程中，在新石器时代，出现了记忆技术子系统的个体化，这个子系统脱离了通常由技术个体化形成的技术系统，语法化的过程将在这个系统中展开。当工业和机器时代来临时，《技术客体的存在方式》中所描述的具体化过程得以进行。而机器具体化的发展导致技术系统的网络变易，使得记忆技术演变为记忆技术工程，记忆技术工程又在功能方面与技术系统融合，并由此产生用户消费者。这段变易的整体本身都由语法化过程指挥。③
当今的个体化丧失处于这样的语法化阶段，其中精神、集体和技术机器的三重个体化，通过计算在普及着形式化，产生了它所包含的施事效应(effets performatifs)，这种(无）意义的效应从最深处影响意识在它们最私密的情感里，作为无意识持存与前摄的聚生体，也就是说嫁接在它们的冲动资产之上，以至于冲动资产构成了跨个体化最深层的前个体现实。
①转引自安德烈·高兹，《非物质》，伽利略出版社，2003年。
②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经典文学出版社，1966年。关于这一点，参见贝尔纳·斯蒂格勒，《付诸行动》，伽利略出版社，2003年，第30页。
①吉尔伯特·西蒙东，《技术客体的存在方式》，同上，第247页。更加深刻的评论可参见让-雨格·巴德莱米，《西蒙东视域下及视域外的意义和知识》，同上。会多
②关于这种三分性，参见尼古拉·萨尔兹曼，贡比涅技术大学人文科学与科技1994年。
③这是马克思主义无法想到的，因为它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对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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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的贫困1：超工业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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蚁穴的寓意：超工业时代个体化的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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