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分类可以非常简洁（例如用户配置），或者更加复杂(我自己将其概念化为“作者社会”①)。例如这些分类旨在对读者共享的知识共同体进行分类（也就是说将跨个体第二持存形式化和“第三持存化”）。我做出如下假设，即这些类别仅仅处在初级阶段，它们还将走得更远（例如它们会导向“作者社会”，导向读者的社会，这些读者武装了形式化的手段，能够自己将自身的特殊阅读写入已阅读的数据中，使得这些形式化可以互助，构成数据浏览的辅助装置)。但是反过来，在目前，倒是搜索引擎体现着这些趋势，它要的效果不是形式化和强化独特性，相反倾向于减少独特性，如通过加强模仿行为，以及将收视率逻辑推广到所谓个性化的访问程序中——谷歌便是如此。
数字外激素
语法化通常会改变它形式化的东西，无论是在共时化意义上还是在历时化意义上。这样，希腊语的语法化使得公民形象出现，即强化了它作为政治个体的历时力量。但语法化同时也使得对通用语言的清算成为可能，并最终导致象征功能的外化。如在超工业时代，这种外化似乎引起
一位读者，或者更普遍意义上的说话者（这适用于任何能指结构)，他承载着自己特有的个人语言的语法，也构成他的独特性，与更加民族语的语法和或多或少接近民族语的语法相呼应。个人语言性(idiolectualité)是指任一地方民族语的境地，这是相对于包括它在内的更有同一属性的民族语而言的。这种从专门到同一或者从历时到共时的关系，恰恰就是能将西蒙东所说的概念形式化的东西，它充当着我和我们的共个体化（co-individuation)。但是在机器外化的当前阶段，个体化的丧失至少是一种倾向性混淆，即我和我们趋向于融合到大家里面：这就是由此产生的民族语枯竭，随之出现的是自恋的丧失和个体化的阻断。不再有个体，而只有聚生的、部族化的特殊体，这些特殊体似乎导向一个类人的（anthropomorphe）社会组织，认知甚至激活因子（agents cognitifs et réactifs）的组织，就像一群蚂蚁。他们趋向于生产的不是象征，而是数字外激素。因为一种个人语言，即只支配一个个体的语法，也是构成个体独特性的语法，与更加广泛的语法相比较，这个语言在法律上可以被形式化为类似于任何语言。我着重说类似，是指我在《离散图像》①中所说的限制，也就是说这样一种离散性和描述性的形式化，事实上已经不再是描述：它是一种写入，即一种改写——这是对那个并非唯一的个体化的一种“认识”，因为这是一种施事性的改写，我再次提醒以示警告。然而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在另外一种个体化过程中，这个过程可能被控制、被操纵、被异化：这就是西尔凡·奥鲁描述的情况，即在殖民化范畴内进行的西方语法化。
146
147
① 参见贝尔纳·斯蒂格勒，《“作者社会”和“定位的语义”》，见雅各布(主编)，《亚历山大派Ⅱ：作者的变形》，法国国家图书馆，2001年，第297页。
了熵，也就是说导致历时性被超级分割彻底清算掉，类似于对独特性的特别化。
①见《电视造影术》一书中与德里达进行的访谈摄制，伽利略出版社1996年，第3章。 外文
象征的贫困1：超工业时代
蚁穴的寓意：超工业时代个体化的丧失
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