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盲图像的恶梦
图像技术的工业开发，通过经验的制约条件来为市场的无限扩张服务的开发，作为一种图像技术，导致了个体原始自恋的毁灭毁灭了让个体能够投影他们那个我的统一性的可能，其借助的方式显然特别地具有虚构性，以至于成为不可或缺的方式，尤其是赋予他们与其他的我缔结社会关系的能力，以便形成这个我们。我们作为集体自恋，构成了审美经验的可生活空间，这种审美经验只能是一种共享，即雅克·朗西埃试图讨论的“感性共享”。正是这个我们，被弗洛伊德称为文化（Kultur)，然而被翻译为文明（civilisation）。
通过摧毁原始自恋，对图像技术（即电影摄影术，电视只是它的一个子领域）无限制的工业开发，消灭了观看图像的真正可能性。①在生产致盲图像的同时，图像的工业开发成了图像纯粹而又彻底的毁灭—因为只存在可见的图像。
因为图像变得不可见，它要么成为通灵盲人的神谕，比如忒瑞西阿斯，要么成为象征在其中失去效力的“现实”——一个噩梦的现实：毫无疑问，我们生活在一个恶梦美学的时代，①因此有时神谕也默不作声。在我的盲眼里，还有一个噩梦现实图像的例子：阿诺德·施瓦辛格成为加利福尼亚州州长。
北美是电影摄影（包括电视）图像的国度，它作为世界强国，主要通过掌控电影摄影技术、工业和电影艺术而形成。而且今后还要掌控数字技术，数字技术不久后将可以完全控制通达权。②政治权力很早就明白了电影那无与伦比的威力：从1912年起，一位参议员就断言“tradefollows films”（贸易跟随电影)，让-米歇尔·福洛东也归纳了美国对电影权力的理解，认为电影和电视节目不仅赢得了大众的尊重，还同样赚到了这些大众的金钱，它们比美国大兵更有价值。③西方不就是这样取得了冷战的胜利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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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死后，人类看待自己的方式将如何演变。
①关于这一点，参见贝尔纳·斯蒂格勒，《爱，自爱，互爱》，同上。
① 这种噩梦的美学，在2003年的里昂双年展上得到展示，但我们还可以在《黑暗中的舞者〉和《狗镇〉(拉斯·冯·特里尔)中看到，还有《人之子〉(LaVie deJésus)(布鲁诺·杜蒙)、《大象》，尤其是《黑客帝国》以及其他类似的作品。无论这些作品在多大程度上从哲学模型中汲取灵感，它们都是噩梦的现实本身。当经验被摧毁的时候，就表现出重构经验的必要性，包括生命的经验，生存现实的经验，例如军营被展现在电视上，但同时也因这个展现本身而失效：我就这样在里昂双年展上看到了迈克·凯利和保罗·麦卡锡的可怕装置，Sod & Sodie Sock Comp. O. S. O.， 1998。在那里，在致盲图像的噩梦边缘，还有帕斯卡尔·孔韦尔的作品。
② 尤其是通过 DRMS，即数字权利管理体系(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 Systems)。
③让-米歇尔·福洛东，《国家放映：电影与民族》，欧迪勒-雅各布出版社，1998年，第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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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的贫困1：超工业时代132
忒瑞西阿斯与时间之战：围绕贝特朗·波尼洛的一部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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