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就是这样,因为视听和信息记忆工程的工业化,美学工业的战争成为可能,并且成为市场营销的武器库,这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劳动和劳动外角色的工业分工,例如与“产品”的关系,这里可以说是与象征物的关系,无论这种象征是认知的还是美学的,都会导致这些象征物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对立而这种对立将扼杀他们的欲望。
也正是这样,文化、信息或认知的资本主义会催生令人十分担忧的工业生态问题②:人类的心理能力、知识能力、情感能力和美学能力都遭受到巨大的威胁,这恰恰是在人类团体的行动威力拥有前所未有的摧毁手段之时。象征物的工业化生产所导致的生态危机,形成了世界性象征大贫困的时代,它同样影响到(尽管方式不同)北方和南方,而如今还必须甄别出远东。
所谓象征的贫困,是指个体化的丧失,这种丧失源自象征物生产中参与的丧失。①这些象征物既包括知识活动的产物(概念、思想、定理、知识),也包括感性生活的产物(艺术、技能、风俗)。我认为,个体化普遍丧失的现状,只能导致一种象征的崩塌,也就是说欲望的崩塌换言之,将导致真正的社会的解体:全面的战争。
情感的控制与战争
必须“寻找新的武器”,德勒兹在1990年如是写道,那时他正在构思控制社会这个概念。借助这一概念,他想定义与当今时代俱来的东西②,我将这个时代称为(在第三章)超工业时代(而非“后现代”,大家将看到为什么)。武器的问题是一般意义上的技术问题。技术问题,当它作为问题被提出时,作为一个我们的命运问题被提出时,也就是说当它以tekhnè的名义被提出时,那也是做事和技能的问题,是艺术和作品的问题,因此也是作为虚构的感性问题,这个技术问题开启了政治的问题,即试图平息一场战斗,而这场战斗在通常生活中就是一场“为生而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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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参见贝尔纳·斯蒂格勒,《捕捉傻瓜的时代:精神生态学宣言》,《艺术学刊》增刊,《万物互联》,1999年11月。另参见《技术与时间3: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伽利略出版社,2001年。
①关于“参与丧失”,见下文所述,同时可参见《爱,自爱,互爱:从“9·11”到“4·21”),第43页。关于“工人的个体化丧失”,参见《技术与时代1:爱比米修斯的过失》,伽利略出版社,1994年,第1章。
②吉尔·德勒兹,《谈判》,同上,第2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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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的贫困1:超工业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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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的贫困、情感的控制及其所构成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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