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没有尊重，什么也没有。”我尝试着和你们谈谈这件事。换言之，我要说的正是法国时政的中心问题。我认为，无论我们是否投票给国民阵线，如今向我们每个人提出的问题，就是一种巨大的方向迷失，一种巨大的恐慌，一种强烈的生存之痛正是我刚才向你们介绍的电影中展现出来的生存之痛。
美学与不安全一提平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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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将话题确定在生存之痛上并且分析它，将各式各样确切或实际的原因暂且搁在一边，当然也不用否认这些原因—有上千种不同的原因导致人们给国民阵线投票，如我们所说的不安全，它并不是个纯粹的幻象。法国当然有不安全问题，而且全世界都有：例如在伊拉克就有不安全问题，在阿富汗有不安全问题，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有不安全问题，在巴黎、里昂和贝桑也有不安全问题。
然而这些问题，尤其是在法国，最终导致把票投给国民阵线，是因为社会化的美学装置变得很脆弱。社会化让男人们和女人们生活在一起，而且能够生活在一起，换句话说可以一起感受，分享一种感性，而且能称得上“我们”—而这个我们有时可以指全体的人类，即使在普通情况下，这个我们指示的仅仅是这个总体的一部分，却同时又总是指超出的部分，总是以某种方式指称这个整体，即使以上帝的名义亦然还因为这个美学装置，还有只有它能生成的这个我们的情感，都变得极其脆弱，差点就被彻底消灭咨M
它们进入消亡的进程将从美学变成工业系统开发的对象那一刻起，根据葛兰西使用该词时的意义，工业系统开发有其专属的扩展目的，就是要扩展消费市场，最终会将感觉的身体、感性的身体和欲望的身体转变成消费的身体，我打赌这个消费身体的欲望将被引向破产这是通过其绝对的系统开发，通过文化工业和市场营销，还有参加法国总统选举的可怜候选人所相信的东西进行的开发—他当然并不进行我所提议的分析，他以为可以称这东西为
这种对感觉性的系统开发将导致身体和心灵的破产，而投票给国民阵线不过是个症状—众多症状之一，看似不太明显，表面上看也不太可怕。换言之，我们面临着我所称的精神的工业生态学①所产生的巨大问题。
19世纪见证了大工业的诞生，系统地开发自然资源以发展一种物质消费品工业。20世纪是好莱坞、大众媒体人工智能和信息工业的世纪—这也是一种将意识和精神当作“原材料”的工业发展的世纪。消费者首先是个意识，而这个意识是“精神的”，它由一种精神（一种文化、一个时代）和一批智者（先辈、祖先、痕迹）构成。为了能够卖掉福特轿车或者克莱斯勒轿车，可口可乐或者怡泉苏打水，苹果或者IBM计算机，法国电信或者美国在线服务，成衣、鞋子和牙膏，土耳其、科西嘉或普瓦图-夏朗德的旅行，就必须面向意识发话：这些意识就是市场，就是这些市场的原生动力因为意识就是身体，是身体就有欲望。如今，意识大多已经成为“原材料”，能够通向消费市场。意识还能制约消费着的身体行为，它（以及它所沐浴的精神）就形成了一个元市场（méta-marché)，一个通向所有其他市场的市场，无论是什么市场，因此也包括金融市场。意识和精神已经成为全球性系统开发的对象，并由世界性团体引导进行，它们掌控着诸如电影、广播、电视等工业通过此举制作工业歌曲，即由文化工业录制、生产和发行的歌曲。众一个最拉参相创果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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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贝尔纳·斯蒂格勒，《捕捉傻瓜的时代：精神生态学宣言》，上文引文。另见《技术与时间3：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上文引文。
象征的贫困1：超工业时代
似乎缺乏的是我们或如何从阿兰·雷乃的《法国香颂》中寻找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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